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於是王老師某日找我談話，囑將平日所讀之書，開列一個單子，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之用。我老老實實地將所讀的書寫成一個不短的書目，交給了老師。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
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於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雖然父親表示會支持我上大學，但我自己清楚，憑「出身」論「表現」，哪個最高學府都不會敞開大門。於是率性自為，讀雜書，畫山水，練習書法篆刻，完全按照舊時文人的方式生活，與這座著名工科大學附中的學習氣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我愛讀書，不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但那時不是「讀書無用」，而是讀書無用武之地。
我保持着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讀了王力教授的《漢語詩律學》以後，發現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處，於是苦心鑽研，但對於漢語中已經消失的入聲字，總是難於識別。古代詩詞韻轍依據的主要是「中州原韻」，相當於古代的河南話，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難以掌握。某日試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話來識別，忽然頓悟，原來「吳音」是有入聲的，很快就辨別清楚了。後來我讀詩詞有了一個新習慣，開卷先辯格律，漸漸發現毛澤東詩詞有許多不入律處乃至詩病。但那時已學乖，這種發現不可與外人道。學乖還不止於保守內心秘密，自從有了被批判的教訓，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幾分圓融，不再鋒芒畢露地與人爭論。王老師雖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語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於是開始設法彌補，曾安排我在課外時間給全班同學講解詩詞格律。師生關係恢復了平靜，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師私下向我透露，當年她曾請示萬邦儒校長，在萬校長的指示下，於某個教室中舉辦一個不公開的展覽，將我所作的詩詞全部展示，作為本校「階級鬥爭」的例證。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作為「反動學生」與韓家鰲副校長關在一起，他也證實有此事。
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並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於整人的。我懷念師長給我的教育和知識，但永遠詛咒整人的歪理邪說。
四，「不准革命」，樂得逍遙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這幾年思想領域大批判不斷，批判「人性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翦伯贊、羅爾剛的史學觀點等等。我為了看個究竟，便找來那些被批判的書籍文章閱讀，結果發現這些觀點不是沒有道理。那時周谷城為了捍衛自己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對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評，但報紙不登，於是有李平心教授出來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稱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我偷偷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學術觀點，及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及後來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權力鬥爭而非學術之爭，慶幸沒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幹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於是宣佈「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作&ld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