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着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裏。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採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慾的年代，一位頂著「高級民主人士遺孀」名分的女子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於張潔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捨活着。有時她在胡同里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髮，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劃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份。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裏拎着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止，保持着距離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後工程師攜女兒從雲南來看我和母親。據他說，家難發生後，接到司徒家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趕來接走女兒。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後重逢，望着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張潔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祖師奶」級的輩分，敢於冒犯她的人，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沉到水底「種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