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歲的中學少年，正處於躁動的青春期，充滿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壞的快感。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正好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表演和宣洩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當時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機性。以我的「出身」和個性，言語之間發生衝撞，後果是無法逆料的。
「文革」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數年前某位成為名作家的紅衛兵領袖，聲稱清華附中無人被打，聞之令人絕倒！莘莘學子無端地相互殘虐，責任或可歸咎於時代，但當事人若毫無反省之意，甚至抹殺歷史，不知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極右翼有何區別？據說作家屬於有「知識分子良心」的品類，但我懷疑其中有贗品。
八，萬千慘景，一堆爛賬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裏，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裏出來的唯一生還者（關於父親在這場劫難中的經歷，我已另文記述）。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由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全國被從城市趕回原籍的有397400人，[3]其中北京市85198人。[4]後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採取的滅絕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於此，不過手段更加殘酷。我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着，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活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洩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兒子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官方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5]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被「遣返」回鄉的「黑五類」，有多少人死於凍餒，則更無從查考。
母親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着整潔，保持着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母親屬於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何以當時能倖免於難呢？一是她的鄰里關係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無海外聯繫，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於九鼎。不過到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