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兆武/中國歷史學家、翻譯家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作「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里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
陸陸續續，歷史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戴了各種名目的帽子，都被當作「牛鬼蛇神」關在牛棚里。第一批是「走資派」，黨委書記尹達、副所長侯外廬、熊德基先生都在其中，叫作「黑幫」。第二批是揪歷史反革命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基本上凡有高級職稱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第三批是「單幹戶」，我是其中一個。雖然我沒參加過歷史所的任何組織、任何活動，那也跑不了。
然後就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這可比「單幹戶」的罪過大多了，成了工宣隊、軍宣隊的主要任務，長達四五年之久。鬥起來聲震屋瓦，大字報鋪天蓋地，每一張都氣勢洶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張寫着：「某某某，你趕快投降，否則死路一條！」義正辭嚴，好像他是主持公道的一樣。沒想到一個小時後，又有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針對着貼上一份大字報的那個人，說：「某某某，你倆不要演雙簧，你這個『五一六』也跑不了！」搞得我真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誰是真、誰是假。
前前後後，歷史所不到兩百人，抓起的「五一六」得有三分之一強，大部分都是二十幾歲剛畢業的大學生。文革開頭他們很多是造反派，戴着紅袖標也挺神氣的，可是後來都成了反革命陰謀集團。
記得有個叫L的青年，工宣隊剛剛進駐的時候第一場是「憶苦思甜」，找他去做典型報吿。上去說家裏怎麼苦怎麼苦，一邊說一邊痛哭流涕，讓我們都覺得這個人非常值得同情，不久他做了排長。可是沒過幾天，第二場開始了，抓「五一六」。連長出來宣佈，說L是個「五一六」，這人簡直壞透了！我想那時候很多人，包括我在內，一是思想麻木，好壞都無所謂了，另外就是非常奇怪：既然當初樹了他做標兵，就表示他是非常好的，為甚麼一翻臉又成了反革命？
而且有一點，我到現在都非常不明白。文革一開始，上面先是依靠紅衛兵打倒了一批老革命當權派，後來又把那批革命小將全都收拾了，那麼政權究竟要靠甚麼力量來支持呢？歷史所號稱「紅旗單位」，居然有將近一半的人參加了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我們研究室總共十幾個人，只有五個不是，這比舊社會國民黨來抓共產黨的那個百分比還厲害。
在此之前，因為我已經進了牛棚，所以我不是「五一六」，不然也跑不了。最可笑的是，後來人手不夠，就讓我們這些「老反革命」監督那些「小反革命」，不許他們岀來，讓我和王毓銓老先生天天抬一個大筐，給他們送飯去。那時候我們都是集中住宿，晚上不許回家，在幾個辦公室里打地鋪。我們那間比較大，住了四五十人。有一天晚上我從鍋爐房勞動回來，發現屋子裏其他人都不見了，燈光昏暗，只有三個人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不講話、不學習，也不看書看報，參禪一樣瞪眼乾坐着，幹甚麼呢？而且一連一個多月，天天如此，這就非常奇怪了。當然我也不好和他們說話，畢竟我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何況一天勞動完了也挺累的。於是我就躺在床上休息，四個人各把一個牆角，一言不發。
過了幾天，工宣隊鄭師傅來視察，在屋裏轉一個圈，然後把我叫岀來，說：「給你個任務，密切注意這幾個『五一六』的動向，有甚麼情況馬上匯報。」這下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都是「五一六」，趕緊滿口答應。可越想越奇怪：我是反革命，怎麼用一個反革命監督那幾個反革命？其中有兩位正是過去批過我的，真可謂天道恢恢，敢情這二位歷史學家也是「五一六」？而且，既然讓我監視他們，可見他們的罪過比我的還要大。
五代的時候有個人物叫馮道，做了五朝元老，每次改朝換代都有他的官做，自封「長樂老」。文革時候也是，至少每個當權的人都希望做「長樂老」。可問題是局勢變化太快，「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你在台上，明天就是階下囚，今天我是反革命，明天就可以監督你們這些小反革命。包括中央文革在內，有的一兩年、兩三年、甚至幾個月之內就下台了，走馬燈一樣不停的輪換，這也是文革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面了。
1991年7月攝於德國慕尼黑。左一為何兆武，左三為羊滌生
文革很多蓋子都沒有揭開，「五一六」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一開頭大概是要培養一批革命小將，各個地方的紅衛兵都去衝擊當權派，幾乎所有的領導都成了「走資派」。可是後來不知為甚麼，又把這些造反派都給收拾了，包括聶元梓、蒯大富這些有名的紅衛兵頭領。至此，老幹部也打倒了，紅衛兵也打倒了。「牛鬼蛇神」三分之一，「五一六」三分之一，前後算下來，歷史所竟然有三分之二都是反革命？真正的革命群眾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這個數字本身就很滑稽，革命的是少數，反革命成了大多數。如果真正按照民主原則的話，應該是反革命上台才對，政權究竟依靠甚麼力量來支持呢？
我的妹夫肖前在人民大學哲學系，70年代末有一次見面，我說：「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允許有誤差，比如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但怎麼能誤差百分之八九十？比如全國五十五萬右派，最後只剩下五個，（據中共中央公佈的資料，1957、58年共劃右派55萬人，1978年後「一風吹」（即一筆勾銷），只有極少數人未予平反。其中中央級五人，即所謂的「五大右派」，分別為章伯約、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怎會差這麼多？還有那些『五一六』，加起來總得有好幾百萬。」他的警惕性很高，非常正經的說：「話不能這麼講。我們是初級階段，還在摸索，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文革時候把他也整的很慘，但他依然這麼認識。
當然，後來這些「五一六」又全不是了，據說根本就沒這麼一個陰謀集團。不過當初，只要把你揪出來，你就非得承認不可，不承認是沒有用的。
歷史所資料室有位老太太叫李福曼，她是梁啓超的兒媳、梁思永的夫人。她的姑姑李蕙仙嫁給了梁啓超，所以她們是姑侄兩人嫁給父子倆。1970年下幹校的時候，我和李福曼在一個班。那時她已經六十多歲了，行動都不太方便，可還把她下放到幹校勞動，我覺得不應該。我比她小十四歲，還能幹點體力活，所以常常幫她干，她也對我挺好的。前幾年我去看她，她已經九十四歲了，不過記性還好。跟我說：一開始抓「五一六」的時候，一個和她很熟的女同志劉坤一私下裏對她講：「你可千萬不能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啊。」李福曼說：「我當然不承認，我怎麼會是『五一六』呢？」
後來開大會，叫作「動員」，動員那些反革命自己承認。最後工宣隊的人宣佈，說：「你們這些『五一六』，還是爭取主動的好。現在，就自己站出來！！」當時就有好幾個人站起來，她也跟着起來了，等於承認了自己是「五一六」。李福曼跟我說：「我也不知為甚麼，聽到之後就站了起來。」其實也挺容易理解，他們是來專你政的，說甚麼就是甚麼，難道你還敢反抗嗎？她一個老太太，特別像她那種世家出身的，還去參加反革命陰謀集團？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理說，歷史所幾十年，結果培養出一半多的反革命，領導應該負有極大的責任。可是從來也不追問，反倒成了他的政績，這是很荒唐的。最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工宣隊的人抓的越多越洋洋得意，這一點非常讓人難以理解。
比如說我是一個領導，要抓貪污分子。假如我的單位里沒有貪污，我應該感到很安慰。可是不行，階級鬥爭是普遍存在的，你這兒是世外桃源？不可能，所以就抓。抓個百分之一不行，人家都抓百分之二十，你怎麼能抓百分之一？結果人數越來越多，而且貪污數目越大，他就越髙興。五塊、十塊的不行，幾百、幾十的不行，怎麼也得上萬字號。如果還不滿意，那就上十萬字號、百萬字號。其實應該反過來，最好是沒有人貪污，沒有人是反革命，這樣心裏才安慰。可是沒人貪污，他心裏卻不高興，數目越多越高興，這到底是一種甚麼心態？是一種革命的心態，還是反革命的心態呢？怎麼能反革命越多，心裏就越髙興呢？
不坦白從重、坦白從輕，結果那些坦白的人越說越離譜。有個青年叫G，交代說自己炮製了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吿，畫好了一張中南海的地圖，準備挖地道，進中南海施行暴動。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哪有那麼大的本事？可是工宣隊的人認為這個坦白得非常好，樹立標兵，把他叫到大會上坦白，號召其他的「五一六」向他學習。這個人也很會表演，一邊哭一邊說，真不知是一種甚麼感情在支配他和他們。到底是一種革命的感情，還是反革命的感情？
如果我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聽了我會很難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