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着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奉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里，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沒收黃金118.8萬兩，白銀30.6萬兩，銀元978.9萬塊，外幣729.7萬元，現金、存款、公債券428.8億元，金銀飾物171.9萬件，古物1000萬件。北京市沒收黃金10313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萬間。[6]另據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萬多戶，由有關部門收購、收存的文物、字畫、硬木家具等實物330.1萬件，各區、縣收存財物變價達1867萬元，沒收圖書235萬冊。僅西城區福綏境一個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圖書字畫焚燒了八天八夜。[7]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這些公民的合法財產，「文革」結束後雖有政策予以發還，但十補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難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沒人敢向國家追討這十年的房租；廉價處理的財物，不會按原值補償；黃金折價發還，原物仍躺在國家金庫；本主已死無人認領的，自然成為死帳；而由於帳目混亂、經手人中飽或被人冒領的，則更是有去無回。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來的一封長第一封信中，對「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財產的行為，有如下評論：現在有一種反常的現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諱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實。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怕丟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種是有人不許聲張。不管是哪一種，我認為都是應該糾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別人犯法，我有什麼罪過呢？……這些惡行的違反憲法、法律就不必說了。被害人不積極揭發這種種惡行，反而把它們隱蔽起來，豈不可怪？看來，這主要地還是那些做了壞事的人自己違法背令，才不許被害人聲張的。也可以說，這是上文所說的隔離政策的一端吧。虛偽竟成為風氣，可見這些人的勢力是多麼大呀！
九，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說過自己「紅八月」經歷，再說周邊友人。父親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敘述了，我要講的是兩個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的人家。不過那時「黑五類」已擴展至「黑七類」，將資本家、黑幫（走資派）補入，這兩家也許勉強可以入圍。歷史總是忽略芸芸眾生類的「中間人物」，如果我不記述下來，她們的悲劇可能永遠不為人知。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8]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