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歲兒童，「對號入座」
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1]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級社會「出身即命運」的意義。現在回想，我的「低種姓」賤民身份，其實是自己「對號入座」領來的，但有一段認知的長過程。
1957年我剛滿七歲，是不到法定年齡的「准公民」──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當時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鬥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台去說。
原來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台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台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後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的人。母親也發了言，事後她悽然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有關痛癢。
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後的歲月里，「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着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
當時我不懂得母親話中的含義，後來漸漸懂得，七歲的我，今後將永遠打上一個身份的烙印，從此淪為社會的賤民。這是痛，而不是癢。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後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幹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宮舉辦的徵文比賽中獲得優秀獎，並參加那裏舉辦的繪畫班，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後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三，師生之間，築起心防
韓愈《師說》開宗明義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我從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
那時已開始填各種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麼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幹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後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幹部。
但我怎麼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幹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里有不少氣宇軒昂的「高幹」、「革干」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她曾經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徵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入學後安排我當外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自願當了美術課代表。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很喜歡我，有一次他安排作業，題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請父親坐在書房裏當模特兒，畫了一幅速寫，當作業交了卷。父親的豐富藏書和文物，也被收入畫面。吳老師將作業作為示範，在本班展示，畫中的人物和陳設引起了同學的議論。那時已很強調階級鬥爭，這樣的家庭環境，顯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於是我的「出身」從此打上問號。
學英語學到「Capitalist」（資本家）這個詞，於是有同學造了一個詞「Capitalist's son」（資本家之子）來取笑我。他們還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資本家要糟得多。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