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時間段，後世中國境內的政權大小几十個，如果一定要用周制與秦制二選一，顯然是不科學的。尤其是北朝之十六國，雖然許多地區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但要將他們的體制進行歸類，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周制與秦制中二選一，否則就更無法理解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隋唐終結了魏晉以來四百年分治狀態，重建了大一統帝國。相對於秦漢「第一帝國」，我們不妨稱隋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帝國」，而「第二帝國」的體制也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周制抑或秦制。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寫有一篇《封建論》，所討論的就是郡縣制與封建制孰優孰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在柳宗元看來，秦朝的失敗就在於殘忍的統治，「亟役萬人，暴其威刑，咎在人怨」，而不是秦王朝實行的郡縣制。
繼秦而起，「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很顯然，柳宗元站在秦制立場上，以為漢初封建、郡國混合體制並不能阻止動盪，而且「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更證明郡縣制有利於政治穩定。
至於「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唐朝的動盪「在於兵而不在於州，有叛將而無叛州」，也足以證明唐朝「制州邑，立守宰」的制度設計不誤。可以說，隋唐主體政治體制接近於秦制，但與隋唐同時存在的政治實體還有突厥、吐谷渾、高句麗、吐蕃、大食、南詔、大理等，這些政治實體很顯然有自己的選擇，並不局限於周制與秦制。
稍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如此，短短几十年時間出現了十幾個政權，其性質當然不會整齊劃一，也不可能只在周秦之制之間選擇。
再稍後，唐朝政治架構繼續分解，遼、宋、西夏、金政權相繼出現在北部中國，他們差不多都自稱「中國」、崇拜孔子、尊奉儒學，宣稱繼承華夏正統。這又是一個分治時期，如果從五代十國（始於902年）算起，至元朝重建大一統（建於1271年），這又是三百多年時間。三百多年的分治，極大地開拓了中國的疆域，尤其是北部中國經過北朝（始於439年）以來長達近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穩固的一部分。這幾百年的中國政治架構，呈現明顯的多元特徵，有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中原帝制傳統，但說為周制或秦制似乎都不太合適。總而言之，中國並非只有周制與秦制，混合的、不見於周秦之制的應該所在多有，不一而足。
5中國化與世界化，或中國化與「化中國」
蒙元帝國時代，全局性流動在加快。蒙元帝國構建了橫跨歐亞的帝國，更極大地加速了全球性流動。回望12世紀、13世紀的歷史，東方與西方開始密集接觸，東方文明通過蒙元帝國進入歐洲，而歐洲文明也在這個時代從西方來到東方。例如，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是個顯例，隱而不顯的故事應該還有很多。
唐宋時代，中國與域外文明就多有聯繫。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廣州就設有市舶使，替朝廷管理貿易事務。至宋元，海上貿易高度發達，有的研究認為那時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一部分都來自國際貿易，至於兩宋的困擾不是經濟不發達，而是沒有處理好「遠交近攻」，沒有協調好與周邊諸國的關係，其實主要就是經濟關係，以致從北宋到南宋顛沛流離，最終失國。回望10世紀以後的中國史，我們可以很明確地感到「中國問題」已經與域外問題結合得越來越緊密，世界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中國同樣也在影響着世界歷史進程。
讀宋元時代的歷史資料發現，一方面社會管制逐步在放鬆，市民社會隨着城市生活的普遍化逐漸在形成；另一方面儒家倫理，尤其是那些道學家的說教似乎也在顯著增加。倫理學的基本原理顯示，不道德的社會才會出現道德說教，道學家得勢不是證明儒家倫理遏制人性，而是社會生活已經變得讓這些道德家實在看不下去。例如，研究考察宋元時期福建泉州的全球貿易、社會生活，再思考朱熹理學為什麼在福建特別昌盛，這中間的因果關聯很值得重新考察。外部因素影響中國並不始於唐宋，似乎可以說人類自發生之初就不是孤立存在，而現代考古學已經證明人類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全球範圍的遷徙、交往，當然這些活動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因此，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早期傳說，以為似乎也不是無根游談、憑空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