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普遍認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主要由三個因素構成，即儒教、佛教和神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承擔着不同的社會作用。
在福澤諭吉看來，儒教與漢學尤其是等級名分制度和倫理道德觀念，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倘若不對這種思想予以大力批判，日本很難進入近代文明的境地。因此，儒家文化一直都是其重點抨擊的對象。
那麼問題來了，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都給出了哪些惡評？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和大家簡單聊聊。
慶應義塾大學校內的福澤諭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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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的思想變遷
因為家道中落，福澤諭吉直到十四五歲時才接受到較為系統的儒學教育。截至19歲以前，他一直師從知名漢學家白石常人，研讀漢文典籍。不過話說回來，儘管他入學較晚，但因為天資聰慧，理解力極強，因此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在完成課業的同時，福澤諭吉還系統學習了中國的經義和歷史著作。
根據其自傳中的記載，他在少年時期對《左傳》產生了濃厚興趣。合計十五卷的《左傳》，「一般學生只讀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他不僅「整部通讀」，而且「一共反覆讀過十一遍，認為精彩之處還記在心裏」。
幾年的學習下來，不僅使福澤諭吉奠定了較為深厚的儒學基礎，並對儒家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與領悟。鑑於此，他一直以「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小小的漢學家」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
值得一提的是，素來以豪邁不羈著稱的福澤諭吉，一直對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境有着很深的牴觸。因此，他在二十一歲時，決定離開家鄉，前往長崎學習蘭學，即「荷蘭人帶來的西方學術、文化、技術等學問」。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福澤諭吉趕赴長崎前的1853年，「黑船事件」爆發。不久，日本先後與美國、英國、沙俄、荷蘭等西方列強簽訂「親善條約」。以上種種，不僅讓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大受震撼，更激發了他學習蘭學的熱情。
日本人繪製的「黑船」
在長崎，福澤諭吉一直寄居於術家山本物次郎的家裏做「食客」。資料顯示，他不僅研讀了大量生理學、醫學、物理學的著作，而且「困了就枕書而睡，醒後就立即讀書」，可謂搏命。當然，這一階段的學習主要以自學為主，談不上系統。
對於福澤諭吉的勤奮，山本物次郎不僅給予了高度讚賞，甚至一度想收其為養子。只不過，福澤諭吉的「受寵」，同時引發了共同學習的同藩「家老」之子奧平一岐的嫉妒。不得已，他只能離開長崎，投奔在大阪「藏屋敷」工作的大哥福澤三之助。
抵達大阪後，他向兄長表達了想前往江戶尋求發展的計劃。
不過，三之助建議他留在大阪，投入蘭學家、素有「日本近代醫學之父」美譽的緒方洪庵門下，系統研習蘭學。因為他創辦的家塾「適適齋塾」（適塾），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塾（大阪大學的前身）。
1855年3月，福澤諭吉順利進入適適齋塾就讀。
隨着學習的深入，他對原本一直仰慕的儒家思想開始產生了動搖。對於當時的心態，他在自傳中如是寫道：
當時的敵人只是中醫。我不僅討厭中醫，即連儒家也很憎惡，總認為中國派的東西都應該打倒，這好像是註定了的。
即便當時有儒家來講經史，我塾同學也沒人去聽，而且一看到漢學學生就覺得可笑。尤其對那些學中醫的學生，不僅笑話他們，甚至還要辱罵他們，對他們毫不客氣。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福澤諭吉，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反儒教意識」，更沒有將學習蘭學與「文明開化」聯繫起來。
實際上，絕大多數學習蘭學的人，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習蘭學」。對此，福澤諭吉表示：
若問他們（同學）為什麼這樣苦學？他們一點也回答不出。一些回答，只是一些模糊的見解罷了。總之，當時緒方的學生，十之七八都是無目的地埋頭苦學的學生。
「適塾」舊址
值得一提的是，1859年的橫濱觀光經歷，使他對「蘭學」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質疑。
依據與列強簽訂的《安政五國條約》，橫濱被開闢為通商口岸。當他抵達橫濱後驚訝地發現，無論是商店、櫃枱商品上的英文標識，還是街頭巷尾的英語對話，自己一丁點都聽不懂。
與此同時，他敏銳地意識到，荷蘭在歐洲已經沒落，英國已經呈現出了「後來者居上」的架勢。這就意味着，蘭學和儒學一樣，都不能迎合時代潮流了。
日本開國後，抵達橫濱的各國商船
鑑於此，福澤諭吉打起十二分精神，將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英語學習上面。原因很簡單，「若要振興日本，就必須學習西洋學問；要想學習西洋學問，首先要系統掌握英語」。
因為尋找合適的老師未果，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只能依靠手邊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教材」自學。為了矯正發音，甚至主動向從英美等國歸來的日僑家的小朋友進行請教。
鑑於英語和荷蘭語存在着不少相似之處，因此，福澤諭吉很快就總結出了一套「自適應」的學習技巧，英語水平也是突飛猛進。在今天看來，高強度的英語學習，為他後續學習「西學」提供了極大方便。
烏德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二為福澤諭吉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有了明確目的，態度也更為堅決。對此，他在自傳中如是寫道：
我明知經史之義而裝不知，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算是一個極惡的邪道。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地步，乃是因為我堅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我已下定決心願盡一切努力，不論如何也要把這些後生拯救出來，進而把他們導向我所確信的目標。
談到我的真正意圖，即希望日本國內的漢學家們都來較量較量，我一個人願做他們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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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文化的具體批判
總的來說，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等級名分制度與倫理道德觀念等多個方面。
首先，對於儒家提出的「人有君臣之倫，猶如夫婦父子之倫；君臣之分，在前世是命中注定」的觀點，福澤諭吉並未給予認同。
在他看來，「君臣之義沒有天賦性，君臣之義完全是後天的、偶然的，世界上的國家並不是都具有君臣之義」。
為了驗證自己觀點的準確性，他以孔子的經歷為例，做出了反駁：
孔夫子畢生的最大心願，在於輔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於窮途末路，只要諸侯或地方官肯於任用他，便欣然往就為其效忠。總而言之，他除了依靠統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來搞事業以外，就別無他策了。
福澤諭吉進一步指出，這一「聖賢的漏洞」貽害無窮：
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讀書萬卷，如果不從政，就絲毫沒有別的用處，只好私下鳴不平而已，這能說不是卑劣嗎？
如果這種學說普遍盛行於天下的話，人人都要參加政府成為統治者，那麼，在政府下面就沒有被統治的人了。他們把人劃分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汲汲於統治愚民，所以參與政治的念頭一直是非常急切的。
終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來喪家之犬的譏誚，我真為這些聖人們感到可恥！
其次，福澤諭吉認為，「孔孟學說是倫理學，政府萬萬不能依據孔孟之道來尋求政治途徑」，在近現代社會，「哲學與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內在的道德修養與政治上的外王事功，並不存在直接聯繫。」
就拿孔孟先哲來說，「假若他們真的具有真知灼見，並能擺脫當時的政治羈絆，開闢一個新的局面，講解人類的本分，確定萬世不易的教義，則他們的功德必將無比宏大」。
但現實情況是，「他們終身被限制在這個範疇之內，未能邁出一步，因此，他們的主張就自然不成體系，不能成為精湛的理論，大半摻雜了政論，以致貶低了哲學的價值」。
為了驗證自己觀點的準確性，福澤諭吉如是分析道：
孔孟學說，是講正心修身的倫常道理的，畢竟是討論抽象的仁義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稱為倫理學。道德是純潔的，不應該輕視。對於個人來說，它的功能是極大的。
但是，道德只是存在於個人的內部，與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觸並不發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開化的和人事單純的社會裏，它對維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
而伴隨着廣大民眾的民智的逐漸開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漸喪失。
假使現在還想以內在的無形道德，施於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處理現代的事務，想用感情來統御人民，這就未免太糊塗了！這種不考慮時間和地點的情況，恰似想在陸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實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實證明，數千年來一直到今天，從沒有過由於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
所以說，孔孟之未被重用，並不是諸侯之過，而是那個時代的趨勢所使然。在後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實行，也不是因為孔孟之道的錯誤，而是由於時間和地點不對頭。
周末時期，不是適合於孔孟之道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為的人物；在後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適用於政治。
理論家的學說（哲學）和政治家的事業（政治）是有很大區別的。所以，後世的學者，切不可根據孔孟之道尋求政治途徑。
第三，對於孟子提出的「凡有四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可以理解為私德）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的觀點，福澤諭吉提出了反對意見。
福澤諭吉認為，私德儘管是「傳之萬世而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純粹、最完美的東西」，但隨着社會的發展，「只修私德並不能盡到做人之道」。
因此，他建議民眾「在提倡私德的同時，必須強調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原因很簡單：
文明的根本，並不在於私德一方面。
但是，那些道學家們的議論，一開始就趨於極端，思想偏狹不留餘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複雜，不知其動向，不知其進步，不知人心的變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別，不知公私相互制約和相互均衡的關係，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綜合起來全面地判斷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減少社會的壞人。
明治時代的日本
結果陷入錯誤的見解：要使現代人回復到上古時代的人，使都市變成鄉村，大人變成兒童，眾生變成石猿。
本來，神、儒、佛和耶穌教的本旨，並不是如此褊狹，只是，在世上一般傳教和信教當中，人心的反應上，終於不免有這種弊端。
這樣的情況，恰如對一個嚴重胃酸過多的患者，不論給予任何飲食，都被酸化而不能獲得營養效果。這並不是飲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學者必須認清這個道理。
明治時代的日本
福澤諭吉進一步指出，在現代社會，道德對人的控制是有限的。為了驗證自己觀點的準確性，他如是解釋道：
在暢論《論語》的人當中，就有巧言令色貪財好貨的；在信奉耶穌正教的西洋人當中，就有欺騙無知、恫嚇弱小而企圖名利兼收的。
這類小人，可以說是利用了無形的道德沒有測驗的準繩，而出入道德之門，乘機販賣私貨的。這種情況，歸根結底證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
明治時代的日本
因此，「用德化當作御民的妙法」，根本是行不通的。
原因很簡單，「所謂仁政，如果不在野蠻與不開化的時代，是不會起到作用的；所謂仁君，倘若不去面對野蠻與不開化的人民，是不能顯其尊貴的」。其結果就是，「私德會隨着文明的進步，逐漸喪失其權威。」
第四，福澤諭吉認為，「泥古不化」的儒家文化，會「助長專制」，進而讓人民淪為「精神奴隸」。
在他看來，「只有當我們回顧百年前的許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憐，才能證明今天的文明進步和學術的發展」。
作為對比，「漢儒的系統帶了孔子以後，聖人就斷了種。孟子以後，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碩學大儒，對後世可以自詡，但是對孔子以上的古聖人則一句話也不敢說，而只有嘆息自己學聖人而不及聖人而已。」
其結果就是，「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要變成了禽獸世界，這是和用算盤計算數字一樣準確。」
另外，他還將「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絲毫不動腦筋」的儒家士大夫們斥為「精神奴隸（Mental slave）」，將「社會停滯不前」歸咎於「儒學的罪過」。
1872年10月，明治天皇親臨現場開通到橫濱的火車
第五，對儒家文化所倡導的「男尊女卑」和「孝文化」，福澤諭吉給到了言辭激烈的批評。
在他看來，「須知生存於人世間的，男的是人，女的也是人；更就世間所不可缺少的作用來說，天下既不可一日無男，也不可一日無女，其功用確實相同」。退一步講，「男女雖在生理、體力上有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沒有上下尊卑的特質」。
為了驗證自己觀點的準確性，他在《日本男子說》《日本女子論》《男女交際論》等文章中，就男女道德與平等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解說。
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及「納妾就是為了留下子嗣」等觀點，福澤諭吉更是表達了強烈反對的態度。
在他看來，「大不孝」應該是「為人子者做出了背理的事，使父母的身心感受不快」，與「娶妻而不生子」沒有必然關係。
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進一步指出，子女孝順父母，固然是自然的，也是應當的，但絕不能將「孝行」推到愚蠢的極端。對於「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他憤怒地將之斥為「傷害天理人情達於極點的魔鬼與蛇蠍」。
當然，福澤諭吉儘管對儒家文化表現出了強烈抵制的態度，但有時也會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比如他在晚年認為，儒家文化原來是純正的，只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發生了腐敗和許多異質因素，背離了固有精神，最終產生了毒害。這或許也是他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態度做的一點溫和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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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二戰結束後，日本開啟了新一輪的經濟發展熱潮。伴隨着物質文化的飛速提升，已經全面冷靜下來的日本民眾們，對福澤諭吉的那句「先有獨立人格之國民，才有強大安寧之國家」，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
晚年的福澤諭吉
因此，在1984年日元改版時，日本一改過往將政治家設定為鈔票頭像的慣例，決定採用著名的文化人物作為鈔票「主人公」。在經過一系列的醞釀和徵求意見之後，確定將最大面額一萬日元的「主人公」，設定為福澤諭吉。
時光荏苒，到了2019年，日本宣佈將在2024年上半年之前，發行新款紙幣。其中，新版一萬元紙幣的鈔票頭像，從福澤諭吉換成了實業家澀澤榮一（1840—1931）。消息一出，日本輿論一片譁然。
按照財務省的說法，發行新紙幣的目的是防偽。而且按照慣例，紙幣的設計會在20年左右變更一次。不過，他們的解釋似乎並未平息民憤。比如慶應義塾大學的校長就公開痛斥道——這群只知道被民政供養的蟲豺，為了錢，連思想都不要了。
上圖為舊版10000日元，下圖為新版10000日元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看，福澤諭吉無疑是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先驅。不過，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看，他是個讓人感到五味雜陳的對手。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變了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