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的或者說某些方面的統一、一體化，有助於社會進步、創新，但統治太過、太整齊劃一，其實就是格式化，既不利於社會進步，更不利於創新。我們注意到中國文明最具原創性的成果幾乎都發生在軸心時代，也就是發生在諸國林立、群雄並起的時代。
秦漢統一的負面影響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政治上各個地區的差異並不容易拉平，無法取長補短，政治架構強行一體化自然引來反彈。漢初適度調整秦王朝絕對的郡縣體制，實行郡縣、封國混合體制，其實就是對絕對大一統的修正。可惜，這個政策沒有堅持下去，「七國之亂」讓漢王朝重回秦王朝的郡縣制，極大地削弱了地方的權力，地方活力受到相當的遏制。不過，漢初七十年大致遵從「無為而治」的黃老之道，漢高祖劉邦去世後由女主呂后控盤，蕭何、曹參這批布衣將相把持朝政，不論認知還是能力，第一個鹹魚翻身從底層爬升而建立農民政權的劉漢王朝並沒有過分瞎折騰，其七十年休養生息無意中讓漢王朝建構了一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創造了財富，但也製造了野心。漢景帝之子劉徹（前141—前87年在位）十六歲繼位後，逐漸萌生了廢止黃老之學、尊崇儒學的念頭：黃老之學帶來了寧靜、富庶，但過於消極、無所事事，現在的大漢帝國已經恢復了元氣，為什麼不調整政策構建一個強大的帝國震懾周邊，替高祖報「平城之辱」之仇呢？基於這樣的考量，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策問以古今之道，對者百餘人」。其中，漢景帝時博士董仲舒連對三策，明確建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於是，「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稍後，又經過一番折騰，至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漢武帝擺脫所有束縛。翌年冬十一月，漢武帝「從董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七百餘人」，仍由漢武帝策問古今治道，如建元元年故事。這裏面雖然還有許多故事，但其結果是儒家學者終於實現自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夢想——獨霸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
「儒術獨尊」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由於「儒術獨尊」，後世尤其是當代中國歷史研究者皆以為此後的中國就是儒術統治中國，以致亨廷頓以為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儒術，或為儒家學術的簡稱，或為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關於「術」的很小層面，側重於術而不是學。儘管如此，儒術當然仍是儒學的一部分。儒家、儒學，是中國最古老的學術之一，與其他諸子大致同時發生。漢代知識人普遍認為，「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根據這個經典描述，儒家大概源自官學之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其依據之文本為「六經」，其核心概念為「仁義」，其創立者為堯舜、周文王、周武王，其大宗師為孔子。很顯然，儒家起源甚早，大概屬於官學系統，至周初制禮作樂而完成了體系化轉型，至孔子，更成為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簡單，專業知識人的養成與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自由職業者甚少，社會需求不旺，因此沒有政府的需求，沒有官學系統，就不可能有學術的發生。儒家大約和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刑名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等都是官學體系中的一種，靠着政府供養而存在，他們的工作不是直接的生產勞動，而是社會現象的記錄與解釋。這種情形在社會生活相對簡單的夏商社會並不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