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意義上,2022年都是21世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從大國衝突(俄烏戰爭)、糧食安全(全球短缺)到金融穩定(高通脹)等等,背後都有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個樞紐性問題。那麼,如何理解2022年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大轉折這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呢?我以為,拿最近習近平的「清零大逆轉」與當年慈禧應對「庚子國變」做對比,會有很多啟示。
我的視角是「文明衝突」的中國邏輯,我認為這比單純的「地緣政治」和「大國衝突」視角更貼切。
沒有英國人發明現代世界,就不會有「文明衝突」。因為技術和地理障礙,令人類衝突幾千年來主要發生在「文明內部」,而大英帝國發現,她雖不可能征服全球,卻有可能推行一種普遍的遊戲規則。「文明衝突」由此而不可避免,因為這不僅挑戰了各種舊秩序,更挑戰了各種傳統文化的身份尊嚴。理性主義的一大缺陷,就是迴避了這個困難的問題。歷史和生活經驗都告訴我們,小到族群,大至文明,文化身份尊嚴的價值難用「利益」衡量,這是人類暴力衝突最根本性的來源。
而所謂「文明衝突」的中國邏輯,簡單說,就是中國文明的文化身份與「大一統」的政治秩序難以分割,由此帶出了現代中國政治制度演變所特有的內外衝突方式和邏輯。
從這個視角來看慈禧想藉義和團「扶清滅洋」和習近平借武漢封城成功來「以疫謀霸」,就不難看出其共同點就是中國獨裁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都不惜利用「大一統」與文化身份的綁架關係,與外部世界做價值對決。而最終結果不僅是獨裁者的政治自殺,而且啟動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全面重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對比百年前的慈禧與當今中國的習近平面對的政治災難,可以提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與今天中國與世界關係直接相關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文明衝突不可避免?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一定會帶來巨大災難嗎?
我的理解是,「文明衝突」不可避免,深層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越大,被文化身份綁架的人口規模越大,「文明衝突」就越強烈,對世界秩序帶來的衝擊和風險也就越大。美國政治學家、《文明衝突論》作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也相信,減少這種風險是可能的。
那麼,慈禧當年的「昏招」,在什麼意義上影響了當時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乃至影響了今天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呢?我認為如果慈禧當年沒有不願「歸政」給光緒的心病,會大大減少中國人在「庚子國變」中遭遇的集體羞辱——因為當時的「列強」們多數都願意與大清建立一種正常的國際關係,也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中國人集體蒙羞激發的巨大動力,是清廷退位後兩次重建「大一統」的重要原因,中共之所以敢於推行激進的社會革命,並兩度180度大轉彎,先向蘇俄一邊倒,又向美國一邊倒,背後都有這個動力支撐。而由兩次一邊倒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國力,正是今天習近平敢挑戰世界秩序搞獨裁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