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就在我們的身邊，你幾乎隨處可見朋霍費爾所謂的這種「愚蠢」的人，他們在智力上未必有什麼殘疾、甚至在許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計，但在言談和行為中就是透出這樣一種「蠢」氣。交往中、飯桌上，當你跟他們談起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些屠殺、迫害和人為的饑荒、災難，他們除了在極個別情況下之外，都顯得麻木而漠不關心——「即便你說的這些都是事實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說這些幹什麼？都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我不想聽。」
如果你進一步告訴她，歷史其實是現實的參照，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過的，如果我們沒有從歷史中獲得經驗與反思，人類已經犯過的錯誤還可能再犯，已經獲得的幸福生活也許會得而復失。他們會幹脆把耳朵堵上，覺得你說這些「大道理」煩透了，我就想過我的日子，小確幸。
然後你才會體會到，原來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什麼「精緻利己」，就是一種毫無遠見、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接着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這是波士頓大屠殺紀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說明了一場災難是怎樣對一個愚蠢的人「溫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殘疾。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愚蠢的人在拋棄了對他人的同情、與對公義的追求的同時，也將自己變成了徹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發生、愈演愈烈的風險，最終在這風險中覆滅。
朋霍費爾在寫作《論愚蠢》的時候，回憶了大量的他所接觸過的、在納粹時代生活的德國人，他發現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這些人也許受過很好的教育、從事科技含量極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們就是能對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拒絕警醒。
更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惡其實更難說服與戰勝，因為一個單純邪惡、能做成壞事的人，是並沒有放棄邏輯力、和對事物的認知的，邪惡只是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邏輯、和認知壁壘。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擊敗他的邏輯、把他從認知壁壘中拉出來，你還有希望能說服墮入邪惡的人，所以邪惡自身中就埋藏着毀滅自我的種子。
但愚蠢則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道德選擇，是對一些事實和道理的視而不見。所以你沒辦法和一個徹底的蠢人擺事實、講道理，因為他會對你所有的事實和道理都選擇蔑而視之。
「飯都吃不上了，還有心思操心那個？」「飯都吃飽了，還操心那個幹什麼？」——這兩句最常掛在許多國人最邊上話，形象的說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道德狀態。也顯然是古代帝制兩千多年愚民教育馴化最終得出的燦爛成果。它讓人像豬一樣只關心吃飽沒吃飽。
而我們說豬很蠢，其實不是在說豬智商低（實際上豬在所有常見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為豬只關心吃飯的問題，吃飽喝足它就無所用心了，在沒有挨最終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樣快樂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費爾認為愚蠢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上的愚蠢是弱智，認知能力弱，記憶力弱，沒辦法進行健全的思維。但是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一類人的智商並不低，可是你跟他們交往和談話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不是在跟一個具體的人在交談或者爭辯，而只是在跟一堆口號打交道。他們的頭腦被嚴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幾句類似於標語口號似的東西。
而他們就用這些標語口號來應對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的內心沒有接納這個世界，也沒有悉心認知這個世界的願望。之所以這樣，不是他們智力上有什麼問題，而是一種特殊社會機制，或者說是一種社會激勵體系，使得他逐漸放棄了有質感的語言和思想，讓頭腦變得一片荒蕪。
而主動或被動的愚蠢，都往往會產生一些伴生品——因為它的理想在於只關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會傾向於把其他所有的道德、榮譽乃至對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託給一個外物。於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這樣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溫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烏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對於俄羅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稱那樣，迅速的結束這場「特殊軍事行動」，俄為了這場戰爭將要付出的道德和經濟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實外界一直是有爭論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體煞有其事的分析說：俄羅斯領導人那是什麼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觸到的信息、基於這些信息作出的判斷，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斷一定是英明果斷的，睿智富有遠見的，是有一盤大棋在下的，你們就瞧好吧！
這種「俄版大棋論」在當時的中文輿論場上流傳甚廣，每個家族群里大約都有一兩個人在傳吧。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被這些論主瘋狂推崇的俄決策者，其實也壓根沒有什麼大棋在下、魯莽開局後到底該怎麼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團抓瞎。
所以我們可以說，那些盲目鼓吹個人崇拜、見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萬歲、原地高潮的人，其實都是「」愚蠢」的典範——因為他們自己愚蠢，並甘於停留在這種愚蠢中，只接受定製化的標語和口號。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嬰等待別人咀嚼過的食物一樣，他們渴求、呼喚一個能為他們生產這些口號和標語的人。
於是在人類歷史上，愚蠢總是和專制伴生的，如二戰前的德國一樣，一個在群聚後整體呈現出愚蠢文化的受眾，會「呼喚」出一個希特拉式的人物來統治他們，而希特拉上台後，為了方便自己的統治，又會有意加劇和強化德國人的愚蠢。1933年德國終結魏瑪共和國時代開啟納粹時代的「授權法案（德語：Ermächtigungsgesetz）」，全稱其實叫《消除人民與國家痛苦法》，當時全德國都沒有幾個人覺得（或者敢公開說）這個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國老百姓和希特拉可能都真的覺得政治這種事，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真的太痛苦了，是種折磨，有個元首來民眾「消除痛苦」，這不好嗎？
於是愚蠢就這樣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來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們為什麼會自我閹割，甘於愚蠢？或者說，愚蠢在人類的公共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傳染性？
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實驗」，它是心理學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國進行的，實驗者每次向大家出示兩張卡片，其中一張畫有標準線X，另一張畫有三條直線A、B、C。
X的長度明顯地與A、B、C三條直線中的一條等長。實驗者要求被試判斷X線與A、B、C三條線中哪一條線等長。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很顯然答案應該選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