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
訪談錄
說明：拙作《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去年7月由聯經出版社出版。該社在發行語中認為：「在今日中美關係再度處於對抗與接觸的十字路口，這本書提供的不只是答案，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如何在誤解中製造敵意，又該如何在反思中尋求理解，也是對當下美中關係的警示」。限於發行條件，拙作在國內少量流行，並奉寄部分中美關係研究專家徵求批評意見，反饋積極。「中美印象」網編輯張娟最近對我進行郵件採訪，提出的問題並未涵蓋全書內容，只能擇要回復。現將訪談錄文本發表，由此或許可窺全書一斑。
張：
榮劍博士，您好！我是中美印象的編輯張娟。劉亞偉老師向我推薦了您的新書：《美國為何「丟失」了中國》。我覺得真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首先想問的問題是：您書中涉及的歷史，已經被很多人所熟悉。您為什麼選擇重新探討那段歷史？您的書名《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失去」打上了引號，您可以簡單的向讀者介紹一下這裏面的含義嗎？
榮：
1949年10月，國共內戰決出勝負，國民黨丟掉大陸，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這是戰後世界地緣政治最重大的變革，美國「失去」了中國，蘇聯「得到」了中國，世界由此形成了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大敵對陣營，這一地緣政治對立格局至今沒有根本改變。中美兩國當下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全面競爭態勢，是美國「失去」中國之後中美關係演變的必然結果。從1949年年底起，美國國會以親蔣介石政府的共和黨人為主體，追究誰應該為「失去」中國負責，為此展開了廣泛而持續的調查、辯論和政黨鬥爭，期間湧現出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把嚴肅的政治和道德追責引向了一場政治迫害運動，最終使得「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這樣的問題沒有在歷史和理論層面上獲得應有的反思。本書是對這一歷史公案的再思考，從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威爾遜主義）、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羅斯福和杜魯門等）和左翼文人、記者以及歷史學家（斯諾、拉鐵摩爾和費正清等）對中國和中共的誤判中，探討美國「失去」中國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從而對中美關係史上這個最大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作出符合事實與邏輯的解釋。之所以要為「失去」打上引號，是因為拉鐵摩爾在為自己辯護時提出，美國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失去」中國的問題。這個質疑看似合理，但在歷史學家鄒讜看來，「失去」是有特定的含義，美國政府由於沒有持續實行全面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政策，導致國民黨丟掉了中國大陸，美國「失去」中國是美國政府在20世紀最大的外交失敗。所謂「失去」就是「失敗」的同義語。「失去」不是在物理意義上失去主權——美國從來沒有染指過中國主權，而是指美國失去了與中國的盟國關係。1949年之後，中美兩國長期處在敵對狀態。尼克遜總統訪華之後，美國似乎又重新「得到」了中國，中美甚至進入了「准結盟」狀態（基辛格的判斷）。但是，最近10年，兩國關係再次逆轉，按照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最新著作的說法：是中國「失去」了美國（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可見，「失去」已是中美關係史上一個特定的詞彙，它意味着中美兩國的互相敵視、衝突、脫鈎乃至戰爭。
張：
您書中提到美國外交常在「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搖擺。在您看來，這種價值觀的衝突是如何導致杜魯門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陷入困境的？
榮：
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被兩種價值觀所主導，一個是由威爾遜奠定的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外交理念，即「威爾遜主義」，它對後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杜魯門這兩位民主黨總統一直自視是「威爾遜主義者」，始終是以威爾遜的價值理念推動建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且作為「終極現實主義者」（ultimate realist）的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遜，也是把威爾遜奉為偶像，主動在白宮懸掛他的肖像以表示由衷的尊敬。威爾遜主義開創了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外交傳統，但這一傳統在現實中並非是無往而不勝的，相反，基於美國價值觀的外交政策總是在現實中四處碰壁。基辛格把「威爾遜主義的悲劇」概括為：「它留給20世紀這個舉足輕重的大國的是一套令人振奮但脫離歷史感和地緣政治意識的外交政策學說。」美國民主黨政府（從羅斯福到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就是根據「威爾遜主義」而制定出來，這一政策看上去體現出一種積極的干涉主義，和美國對歐洲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形成對比，但干涉主義只限於停留在理想主義關懷的道德層面，而缺少實現理想主義的具體措施和路徑。一旦理想主義原則在現實中被破壞，美國並不嘗試運用更為強硬的手段包括戰爭方式來維護這些原則。威爾遜主義信奉「不訴諸武力的外交政策」對於羅斯福政府在1941年前後處理對日關係和中國國內問題時均有充分體現，鄒讜指出了這一點：「儘管美國的理想賦予她的遠東政策以積極的和『干涉主義的』特徵，但是幾乎沒有任何美國的官員認為在中國打一場戰爭以捍衛或推進美國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這個情況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政府在國共衝突中始終不願意直接軍事介入，因為它一直試圖以威爾遜主義的道德說教與和平方式來解決中國問題。正是基於美國政治長期存在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中心話題，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現象。」他把美國對價值理想的追求看作是美國政治經驗的核心內容，同時又把因追求理想而遭遇的失敗視為是美國政治的核心經驗：「美國政治的歷史就是好開頭與壞結果、希望與失望、改革與反動的循環往復。」從亨廷頓的這一觀察視角來看，威爾遜主義或許就是最典型地反映出美國外交理念及其政策在理想與現實、承諾與實際之間的巨大鴻溝，這個鴻溝決定了作為威爾遜主義者的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在決定美國對華政策時，必然會陷入在一種理想願景與現實困境的深刻矛盾之中。如同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之後並未如願以他的和平計劃阻止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也沒有能夠按照他們的道德理想主義方案為中國創造和平，相反，他們竭力堅持不武力干涉中國事務的威爾遜式主張，在客觀上為加速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全面失敗創造了合適的國際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