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為期兩天的峰會前夕，美國政府內部普遍認為，中國可被視為另一個新興大國，願意與這個現任全球霸權國家針對務實的協議進行談判。
但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存在：這是一個近乎極權主義的國家，擁有明確而雄心勃勃的戰略，旨在超越美國並重塑全球秩序。在習近平中國夢的民族復興指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尋求建立兩極世界或取代美國的位置，也不打算繼承美國霸權地位伴隨的負擔與義務。
相反，正如奧莉維亞·張（Olivia Cheung）與我在即將出版的著作《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全球戰略》（China's Global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中所論述的，中國正試圖按照自己的方式尋求全球主導地位，並以反映其自身政治體制、價值觀和利益的方式重塑國際秩序。儘管中國認識到與美國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但其全球戰略並非以美中關係為中心。相反，該戰略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並在中國共產黨（CPC）的領導下實施。
中國政治體制的本質，以及其與國家意識形態的融合，深刻塑造了其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如果中國僅僅是另一個懷有擴張性地區野心的威權國家，它或許會傾向於追隨川普治下的美國，將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但中國的外交政策並非被動反應;首先，它是由追求極權統治所驅動的。
對美國而言，這意味着不能僅通過傳統的大國政治視角來理解與中國的競爭。為了有效地與中國打交道，美國決策者必須認識到，習近平的地緣政治野心與其更廣泛的極權主義計劃密不可分。
兩位旅美知名學者近期出版的兩部重要著作，深入剖析了塑造中國崛起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力量。兩部著作均指出，中國逐步回歸極權主義，並非習近平掌權所致的歷史偶然，而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特徵，其影響遠超過中國本身。
在《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史丹福大學的許成鋼借鑿中國、俄羅斯和西方歷史，闡釋了為何中國仍陷於重現極權統治的制度模式之中。裴敏欣的《破碎的中國夢：改革如何復興極權主義》（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暫譯）則更聚焦於後毛澤東時代，將中國日益威權化的軌跡，追溯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
儘管許成鋼和裴敏欣從不同角度切入這個議題，得出的結論卻驚人地相似。許成鋼認為，中國重返極權主義是寫入該政權基因中的，裴敏欣則認為，決定性因素在於鄧小平在推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決定保留列寧主義的一黨制國家。裴敏欣認為，透過維持中共的政治壟斷，鄧小平阻斷了民主化進程，並為最終出現像習近平這樣的強人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真的是極權主義的嗎？
這兩本書的核心都圍繞着一個根本問題：極權主義究竟是什麼？許成鋼將其定義為「一種極端的現代專制形式，其特徵是透過極權政黨，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並依靠「意識形態、秘密警察、武裝力量、媒體以及社會各領域的組織（包括企業）」來掌控資源和社會生活。這就是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不同之處，後者並不依賴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也不尋求對社會和經濟的嚴密控制。
正如許成鋼指出，現代極權主義是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出現的。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極權主義之所以在中國紮根，不僅是因為蘇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支持，還因為中國本身的制度傳統，使得中國社會更容易接受它。
但我並不認為當代中國配得上「極權主義」這個標籤。許成鋼雖將其明確歸類為極權主義，但裴敏欣的觀點比較微妙，認為習近平正將中國推向極權主義，而非威權主義。我則更傾向於將當今中國描述為「向極權主義邁進」，儘管尚未達到那個地步。
誠然，習近平一個國家、一種意識形態、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位領袖的議程，是其中國夢民族復興的核心，讓他的意圖昭然若揭。但這個構想尚未完成。儘管中共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精密的數字監控系統，並要求中國公民學習習近平思想，但該政權並未對經濟實施全面控制，也未消除政治領域之外的個人自由。
信息取得就是明顯的例子。中國或許沒有自由開放的網絡，但中共構建的龐大內網，仍賦予公民驚人的自由度，使其能在線瀏覽、購物、交流及消費娛樂內容。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類似的情況。
許的觀點比裴更為悲觀。如果如他所言，極權主義已植根於中國的制度基因之中，那麼實現民主化，就必須用親民主的模式取代那些根深蒂固的模式，而這種前景幾乎近乎幻想。
裴敏欣的結論帶有更多條件。他的分析暗示，儘管過程艱難，但若能瓦解中國的列寧主義政治結構，或許能為民主化開闢一條道路。不過裴本人認為，這種轉變極不可能發生。
雖然許和裴的觀點沒錯，中國在自由和權利方面的短期前景依然黯淡，但並非一切都已無望。事實上，這兩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將中國的未來描繪成既定事實，而在於提供了比作者本人所承認的更多理由，讓我們保持審慎的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