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入主白宮，最初他並沒有自己一套清晰的外交政策議程，他唯一能夠明確的是，像羅斯福那樣將威爾遜主義作為自己默認的道德選項，期待通過堅持美國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來落實羅斯福對戰後秩序的宏大設計。杜魯門上任之後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保留羅斯福政府的所有班底，繼續執行羅斯福總統的既定政策。約瑟夫·奈認為，把杜魯門描繪成「傀儡」的評價是忽略了其對美國在世界上應發揮作用的道德視野，「杜魯門擁有威爾遜一般的美國例外主義視角，這種視角在對蘇遏制路線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威爾遜主義的道德視野來評判杜魯門總統的戰後對外政策，的確可以發現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並非如丘吉爾所諷刺的那樣，只不過是「美國的偉大幻想」，而是具有促使杜魯門政府迅速從對蘇聯的合作政策轉向遏制政策的巨大精神動力。梅爾文·萊弗勒在其《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這部重要著作中就認為：「杜魯門及其顧問們並非天真之人，在戰爭剛結束時，總統就對國會發表了幾場演講，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即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魯門還沒有愚蠢到用純粹的道德說教來感化蘇聯統治者，他很清楚1945年之後的美國在世界上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超群地位，二戰的勝利再一次確認了美國價值觀——個人自由、代議制政府、自由企業、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美國人深信能夠按照美國的形象來重塑世界，並創造一個美國世紀，而要完成這一使命，則有賴於美國果斷地發揮一種「權力優勢」。杜魯門能夠迅速接受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表明他能夠相當務實地把「遏制」視為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均勢政策。從1945年起，杜魯門政府攜手英國在歐洲範圍內對蘇聯的擴張趨勢做出了強有力的反應。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杜魯門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該演講被公認為是「杜魯門主義」的正式出台，是總統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冷戰宣言。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美國聯合英國對當時發生的希臘和土耳其危機進行干預，在國會通過援助希臘和土耳其法案，讓大批美援進入這兩個國家，穩定當地經濟以避免兩國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堅決阻止波蘭模式在歐洲的關鍵部位重演。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在1947年7月實行「馬歇爾計劃」，美國政府在四年時間裏，向歐洲「民主國家」提供130億美元的龐大援助，旨在通過財政援助和技術支持來重建戰後破敗的歐洲經濟，通過發展經濟以彰顯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三個行動，是在1949年4月4日，由美國、英國等12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成立了旨在集體防禦蘇聯的軍事同盟，決心根據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原則來捍衛歐洲的共同遺產和人民的自由。美國和歐洲的媒體普遍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對外政策中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杜魯門主義抵制共產主義的決定，其重要意義被視為不亞於門羅主義和決定反抗希特拉」。
杜魯門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在歐洲全力應對斯大林主義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挑戰，卻放任了中國國民政府的徹底潰敗而任由中共政權取而代之。當美國對華政策在堅持理想主義價值觀和限制現實主義干預政策之間來回搖擺時，它既沒有深刻地認識盟友（國民黨），也沒有深刻地認識敵人（共產黨），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鄒讜所說的那樣：「一個有良好願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卻受到了悲劇性的後果。這個政策就是缺乏與自身利益相關聯的估計作基礎，就是沒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標相稱的軍事力量的支持。」杜魯門主義在中國，幾乎就是失敗主義的同義語，按照顧維鈞的說法，遠東問題和中國局勢對美國的意義和影響要遠比希臘重要得多，「如果杜魯門主義要付諸實施，那就首先應該在中國實施，至少也應同時實施於中國」。恰恰就是因為美國政府沒有在中國實施杜魯門主義，才使得蘇聯推動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張：
您的書提到了埃德加·斯諾。在很多中國人的記憶中，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西行漫記》向世界首次揭開了陝北蘇區的神秘面紗。您在書中的切入點並非評價斯諾與中共的個人友誼，而是聚焦於信息傳遞與決策影響，您認為以斯諾為代表的西方記者，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當時美國決策層對中共的「誤判」？
榮：
美國公眾的看法往往是輿論引導的結果，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新聞媒體作為國家的「第四權力」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美國1930年代的時代政治文化氛圍中，由民主黨政府執政的美國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左派國家」而不是「右派國家」，主導公眾輿論走向的人並不是盧斯這些右翼新聞大鱷，而毋寧是賽珍珠這樣的左翼作家和諸如埃德加·斯諾這樣的左翼記者。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和認識更多地還是來自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傑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以及諸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倫·福斯特·斯諾（斯諾前妻）、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和安那裏·雅各比這些左翼記者關於中共的各種報道。這些文化人對美國和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變遷均持左翼立場，他們未必具有傳教士「二代」那種從父輩那裏繼承來的彌賽亞式情結，但共產主義的救世主理論或多或少對他們有深遠影響，他們關於中國的報道和文章不僅為美國讀者描繪了一個紅色中國的輪廓，而且引導美國公眾輿論走向左翼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一種特定理解——把同情中國與同情中共及其軍隊聯繫起來，進而把後者塑造為改變中國和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新的解放力量。正是這批左翼記者來到中國，不是像傳教士那樣給中國帶去福音書，而是通過他們的報道把關於紅色中國的信息傳回到美國，由此不僅型塑了美國大眾輿論對中國的認識，而且對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
費正清認為，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為在這部著作出版之前，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狀況有基於切身經歷的認識，更不必說對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有細緻入微的直接觀察。值得注意的是，斯諾關於紅色中國的系列性報道首先是在右派雜誌上（如《時代》）上發表，具有超黨派性，其公共宣稱效果更有助於在美國輿論世界中樹立起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正面形象。在斯諾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和一種亞洲式的激進主義的緊密結合。就理想主義而言，斯諾在觀察和評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政治動機時，始終沒有忘記用美國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傳統價值觀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他把中國共產黨人視為民主化改造中國的有生力量，認為他們遠比國民黨南京政府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就激進主義而言，斯諾從中共領導人身上看到了自太平天國以來的一群真正具有堅定信仰和鬥爭意志的革命者形象，從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看到了「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着這一切」，無論在大自然、上帝還是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紅軍的史詩般的遠征經由斯諾的描述和總結，成為世界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也成為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迴宣傳，其革命意義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