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書不僅打動了普通美國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對那些負責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要人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羅斯福總統就是通過《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認識」了斯諾，並把斯諾列為他在戰時的非官方海外情報來源之一。從1942年到1944年，羅斯福曾先後三次與斯諾主動會面，自稱由他來「採訪」斯諾，「一個接一個地談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問題」，話題極其廣泛。雖然難以準確估量斯諾與羅斯福的對話對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究竟會產生何種實際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斯諾在書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迥然不同的評價基本上是被羅斯福所認可。在1944年的最後一次談話中，羅斯福明確告訴斯諾，美國政府應該同時與中國的「兩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合作，「直到我們能使他們湊到一起為止」。斯諾對此評價道：「這最後一次談話反映出總統對蔣介石的冷淡態度……蔣介石一意孤行，引起了總統的警覺，他密切注視着蔣的軍事和政治家族內部貪污腐化、道德敗壞和昏聵無能等令人厭惡透頂的詳情末節。」總統及其下屬對於《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描繪的中共紅軍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羅斯福的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在讀了該書後告訴斯諾以前的一位燕京大學同事：「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像紅軍那樣，經受住長征期間及其後的考驗」，他「必然無敵於天下」。
張：
您在第四章談到了喬治·凱南和謝偉思（JohnService）。作為冷戰遏制政策的奠基人，凱南在處理中國問題時最大「認識盲區」是什麼？
榮：
凱南的「遏制」理論堪稱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經典理論，他本人也堪稱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大師級人物。他在1946年2月22日以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的身份向美國國務院發送一份長達8000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電報表達了美國對蘇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看法：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蘇聯制度本身之內，本質上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與舊式沙皇擴張主義兩者的混合體。他真實地揭示出蘇聯政權的本質——一個完全無視人類基本價值準則的極權體制，由於懼怕西方這個地域上更能幹、更有力、更高度有組織的社會，而必定採取敵視西方的立場，無法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平共處。美國的任何道德說教或甘言美語，都改變不了蘇聯政權的反人類本性。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為杜魯門主義的誕生、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另一份被認為是延續了凱南遏制政策的重要文件——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文件，創造了最重要的理論前提。很顯然，凱南「遏制」蘇聯的現實主義外交理論及其政策，是有着深刻的理想主義動機，體現出美國固有的價值觀。遏制的進程更像是一個比較漫長的制度和價值觀的競爭過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蘇美關係從本質上講是對作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國總體價值的考驗。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需達到其民族之最好傳統，並證明其值得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存在。」深信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最終能戰勝蘇聯的極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恰恰是美國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所以，基辛格才會認為，僅僅把凱南視為一個地緣政治家是大大貶低了他應該享有的歷史地位，凱南的現實主義沒有背棄而是堅守了美國理想主義的價值目標。
從凱南的「遏制」理論視角來看謝偉思的中國戰時報告，兩者的顯著差距既在於一種現實主義的事實判斷，也在於一種理想主義的價值判斷。凱南之所以主張對蘇聯採取遏制政策，是基於對「蘇聯行為的根源」的歷史性分析和價值批判，從蘇聯制度得以形成的意識形態、獨裁政權運行的基本機制和社會基本構成諸方面，證明了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會表現出對和平穩定的熱愛，不相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友好共處的可能性。然而，以謝偉思為代表的所有「中國通」們不僅缺乏凱南式對共產主義運動本質的深刻認識，沒有從國共之爭的背後洞察到美蘇兩種制度與價值觀之爭的深遠意義；而且也沒有遵循現實主義外交的基本準則，在所謂的事實觀察和調查報告中，傾注了充滿個人價值偏好的預設立場，對國民黨的厭棄和對共產黨的讚美，均缺少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缺失了普世價值觀指導的現實主義外交，必定淪為一種目光短淺的、自以為是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把握不住歷史發展的方向，最終迷失在人類的價值黑洞之中。
凱南的「遏制」理論因為深刻地把握了蘇聯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而青史留名，他對斯大林獨裁政權毫不留情的批判，既體現了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決定性意義——美蘇衝突的根本原因是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也彰顯出現實主義外交在處理具體的地緣政治衝突中所具有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用「遏制」理論來「對勘」謝偉思、戴維斯等「中國通」們的「延安戰時報告」，可以發現兩者的差距猶如雲泥之別，後者因為缺失了自由主義價值觀而讓所謂的「價值中立」的現實主義外交淪為了自欺欺人的政策。
凱南的重大失誤在於，他沒有一以貫之地將「遏制」理論運用於對中國及遠東形勢的分析，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在馬慕瑞和戴維斯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觀」和「中共觀」，既沒有充分認識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戰略重要性，也沒有深刻把握中共與蘇共作為共產主義政黨的一致性，以及中共在蘇共的指使和支持下向遠東地區擴張態勢的嚴重性，由此對中國和中共做出了雙重誤判。另一方面，凱南在「遏制」理論上的不徹底性，源於他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立場的動搖，他對美國自由民主理念的諸多批評，將自由主義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失敗的主要思想根源，以及主張美國「退出」中國內戰、「退出」韓戰的政策建議，的確如保羅·希爾所批評的那樣，「一反常態的短視和不現實」。如果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執行凱南的東亞政策，美國在「失去」了中國和朝鮮之後，很快就會再次「失去」韓國和日本。韓戰終於驚醒了美國人，正像艾奇遜和他的助手們後來認為的那樣，「朝鮮出事了，把我們救了。」美國由此進入了全面落實1950年4月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68）的關鍵時期，該文件明確主張：第一，反對與俄國進行談判，因為強迫克里姆林宮「顯著改變其政策」的條件還不夠充分；第二，研製氫彈，以便抵消蘇聯在1954年前可能會擁有有效的核武器所帶來的影響；第三，迅速發展常規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戰爭的情況下保全美國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稅收來支付這種新的、代價高昂的軍備設施所需的費用；第五，動員美國社會，包括由政府在美國民眾中營造關於「犧牲」和「團結」的必要共識；第六，建立由美國人領導的強大的同盟體系；最後，通過「使俄國人民在這項事業上與我們結盟」來從內部侵蝕「蘇聯極權主義者」。此時的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蘇聯採取的外交政策已不限於「遏制」了，而是想要取得對蘇聯的一場徹底的勝利。這意味着凱南在國務院決策機構中退場的時刻到了，其結局是：「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要比凱南曾預想或支持的更加廣泛、更加軍事化。它標誌着凱南夢想破滅，最終離開美國官方遠東政策的制定。」
張：
您在書末提到「只有直面真相，才能走出歷史的迷宮」。您最想對現在的美國決策者在處理中美關係上表達什麼呢？您希望這本書對讀者最大的啟發是什麼？回到目前的中美關係。以您對那段中美關係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美關係緊張的局面？中美會因為台灣問題而註定一戰嗎？
榮：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說過：人們慣以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麼，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此話可謂是對歷史的深刻總結。本書能否對中美領導人制定兩國政策產生積極影響，我不抱希望，本書的價值或許只在於還原歷史真相。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從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重啟兩國正常交往，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人——從總統到將軍、外交官、作家、記者和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有助於中國成為一個與美國一樣的憲政民主國家，但現在兩國關係卻面臨着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擔憂的「註定一戰」的局面。這個情況表明，重新研究美國為何「失去」中國，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實意義。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失去」中國，何嘗不是中國也「失去」了美國，兩國關係的戰略性脫鈎，究竟是美國人的覺醒，還是中國人的重大失誤呢？艾利森引述了李光耀對中國的兩個基本判斷：首先，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如果它這樣做，就會崩潰」。其次，「中國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納，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這意味着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重新強大起來之後，既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會成為一個西方式國家。美國人原來一直期待中國在進行市場化改革和融入世界體系之後，會自然變得「更像我們些」，如當年西奧多·羅斯福按照他的喜好來塑造「我們的半球」一樣，事實證明這只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中美兩國在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上幾乎沒有任何對話的可能性，能夠讓兩國領導人坐到一起的就是所謂的「兩國的根本利益」。問題是，如果沒有價值觀上的基本共識，兩國的共同利益又何以能夠長期存在？
中美關係自20世紀以來，從理想主義的目標到現實主義的利益，從地緣政治的盟友到意識形態的敵人，從互惠互利的合作到重塑世界秩序的衝突，幾經周折，來回反覆，最終仍然無法和平共處，以致難免「註定一戰」的局面。中美之爭的性質是什麼？難道僅僅是「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必然衝突？基於權力和利益之爭的大國衝突，可以通過諸如談判、協商、交易、妥協等非戰爭方式來實現各方力量的戰略平衡，但基於價值觀和制度之爭的大國衝突，或許只能通過戰爭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艾利森所說的中美兩國的結局可能更接近於英國和德國在二戰的遭遇，而非英國和美國的「大和解」，是他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最精闢的看法。中美兩國在21世紀的激烈競爭，從根本上看，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之爭和制度之爭。歷史遠未終結，共產主義運動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美國人為正確認識中國和中美關係已經付出了足夠大的代價，歷史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再重犯一次新的錯誤來為真理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