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實驗者刻意在受試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兒」（實驗合作者），並讓他們當着真實受試者的面選擇統一的錯誤答案，比如B，當每組七個人，錯誤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兒」重複了六次的時候，很少有真實受試者能堅持自己見解，依然選擇正確的C。
少到什麼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還是在美國——天天強調獨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國。
「阿希實驗」在後來的研究中被反覆重複，實驗者更換的問題都是最基礎、常識的，但得到的實驗結果卻驚人的一致，事實證明常識的明顯程度根本無法戰勝更多的錯誤回答給真實受試者產生的「信息壓力」——前面說出錯誤答案的人越多，受試者就越容易放棄自我思考、而屈從於集體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煙無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那句「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實領先西方心理學研究數十年。而在現實社會中，你看那些專家教授求醫問藥、有病有災的時候，也抵擋不住大師和托兒們合夥的三兩句忽悠。如此低級的騙術總是屢試不爽。
當他們放棄思考，對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們就墮入了愚蠢之淵。
而在歷史文化中，我們會發現，一個越大的群體，越強調集體而非個人的意志，這樣的現象就越走出實驗室和殺豬盤，而變得多發，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學現象。
人類的思維為什麼會留下這樣一個因從眾而愚蠢的思維bug？這也許可以從進化上去尋找原因。
人類所屬的靈長目是一種普遍群居的動物，在長達上千萬年的進化史上，人類的祖先都必須通過與所屬群體的合作來生存，甚至我們的語言，最初也是為了在族群內溝通和交流、而非獨立思考、認知世界才創造的。而對於一隻猿猴來講，服從和跟隨族群進行一個錯誤的決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蕪、沒有果實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遠遠大於自己獨立行動。因為猿猴離開自己的族群是難以生存下來的，即便生存下來也無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爾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這個「特立獨行」的基因也會因為絕對數量太小、而「基因漂變」而淘汰掉。
於是久而久之，從眾就在基因層面成為了一種刻入人類骨子裏的一串代碼，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壓力沉重的群體當中，這種基因層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發。
它，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平庸之惡」、是勒龐所謂「烏合之眾」、是魯迅所謂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也是朋霍費爾所謂愚蠢——它是如此的頑固，以至於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復發，被無數的智者所提及，卻從未被醫治。
然而，人類畢竟已經不是猿猴，人類作為個體，要為群體所呈現的愚蠢負責，一個生活在二戰中的德國柏林、日本東京的人，不能因為自己只是對良知的視而不見，就減輕罪責，燃燒彈和戰敗的苦難，終歸會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時代的巨輪會碾碎所有冷漠、事不關己與小確幸。
「他們的認知對得起他們的苦難」，當然你可以這樣說，但這話其實是可以修正的，確切的講，人類基於膽怯而非無知所呈現的愚蠢，才是我們苦難的根源。
「不過，」朋霍費爾最後說，「在關於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值得安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因為很長時期里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認真而獨立的思想判斷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勇敢思考，直面真相與良知，才是對愚蠢真正的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