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
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國二戰前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神學家，他才華橫溢卻又異常勇敢，擁有數個博士學位，並在二戰前夜赴美並獲得了永居權。但為了救助苦難深重的本國民眾，朋霍費爾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國，以牧師的身份參與對希特拉及其黨徒的軟抵抗工作，最終，他因為常年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組織而於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納粹德國即將滅亡的前夕，他被黨衛軍緊急秘密處死。他死後不到一個月希特拉就自殺了。而朋霍費爾去世時年僅39歲，我們無法想像這位勇敢而偉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戰後，能為人類結出什麼樣的思想碩果。
但也許是預感到納粹不會放過自己，朋霍費爾在被關押的兩年中筆耕不輟，將自己的思想結晶寫成了《獄中書簡》。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論愚蠢》，在該篇章中，朋霍費爾提出了兩個洞悉人性黑暗與幽微的論斷：
第一，愚蠢不是一種智力狀態，而是一種道德狀態。
第二，相比於備受譴責與警惕的邪惡，其實愚蠢才是人類良善最大的頑敵。愚蠢比邪惡更可怕。
由於受過系統而專業的德式邏輯學訓練，朋霍費爾的論說是邏輯嚴密、環環相扣，但卻又高度凝練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費爾為什麼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我們必須首先解析他的前一個論斷——為什麼說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而不是「智力狀態」？
即便你在大學期間學的是文科，沒有受過高數微積分的折磨，你在中學時應該也接觸過三角函數、解析幾何、極限、求導等等概念。在學習較高深的數學概念的時候，你會發現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確是明顯的——有些學習者對這些概念一點就通，能熟練運用，而另一些人則如墜雲裏霧裏，看不懂其中的奧妙所在。
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狀態」上的差距——中國人往往形容智商高為「聰明」，這其實很準確，因為智商高的人，的確就像視力好、聽力強的人一樣，能夠見人所未見，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學科，那些屬於低智力狀態的人就像近視眼無法看清遠處物體一樣，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費爾所定義的「愚蠢」卻並不指這種「看不到」的狀態，而更接近《福音書》中耶穌形容不信者時所說的那樣：「他們看是看見了，卻不明白，聽是聽見了，卻不知曉。」
在冷戰時代，美蘇在航天、微電子、生物等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的競賽，期間蘇聯由於高度重視理科教育與科研，其實培養了一大批絕不遜色於美國的相關專家。但邪門的是，在所有這些投入金山銀海的領域上，蘇聯最終都全方位落敗了——航天領域先勝後敗，在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被美國徹底反超。微電子和生物領域則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幾條街，直到今天俄羅斯在晶片生產、生物醫藥等領域依然是絕對的弱國。
為什麼蘇聯遭遇了如此的慘敗呢？是蘇聯的科學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麼？當然絕不是的。細究起來，你會發現這就是視而不見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蘇聯發生了史上最悲慘的航天事故，航天員科馬羅夫在結束聯盟1號飛行任務時因飛船墜毀而不幸犧牲。該事故與同時期爆發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讓蘇聯在航空競賽上慢了下來。但根據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顯示，蘇聯航天局的科學家、乃至航天員科馬羅夫本人，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飛船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發射升空了就有極大概率回不來了。但1967年剛好是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蘇聯高層向航天部門施壓，為了展現蘇聯的制度優越性，必須強行上馬一系列項目以「獻禮」。於是決策者為了「獻禮」就堂而皇之的無視了那些他們算得出、看得到的風險，以人命為兒戲，硬上、蠻幹。
類似的情況在蘇聯其他學科上還有很多，比如微電子研究領域，蘇聯學者明明已經認知到了基於半導體的電晶體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卻硬着頭皮走了十多年死磕過時的電子管的彎路，原因僅僅是因為赫魯曉夫同志下達的最高指示要求相關部門搞好電子管。
再比如生物學領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數以萬計的相關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蘇聯科研人員在技術已經能夠看到DNA雙螺旋結構的情況下依然拒絕承認正確的孟德爾進化論思想，而堅持過時的「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原因僅僅是因為學術流氓李森科說服了斯大林同志，後者把孟德爾的進化論欽定為西方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書為蘇聯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行為是一種漠視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義的諂媚，但顯而易見，這種行為透出的最鮮明的氣息，就是愚蠢。一種視真相而不見、活脫脫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蘇聯的科學研究，在智力上當然無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層面，它透露一種比對手更愚蠢的氣質。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或曰一種道德選擇——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後依然選擇無視；在明明擁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時候依然選擇放棄的選擇。愚蠢的行為只是它最終的外化，道德上的殘缺方才是它的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