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跳出農門
黃浦江東側有一條支流，叫姚家浜，浜的東端，有一個召稼樓古鎮，浜的西端是杜家行。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有一班小火輪從召稼樓經杜家行直達上海十六鋪碼頭，小火輪上往來的是心系城鄉兩地的本地居民，看着小火輪往來的岸邊人想像着十里洋場的大上海。
沿着姚家浜北岸，有一條可達黃浦江的官道，在這條官道上，有一座巍峨的張家牌樓，牌樓後是清末浦東富豪張阿鑒的私家祠堂，牌樓的兩側不知何故儘是姓朱的族人，我家住在這個小宅最西端。這個十幾戶的小宅，人傑地靈，文革前的高中畢業生，個個考上大學，3個985，一個211。
杜家行東端有一所廟，廟中有小學，俗稱東廟。童年的我，往來在家與東廟的沿江路上，大概不到一公里。春天裏，麥苗象綠浪，金黃的油菜花香沁人心肺，江邊的蘆葦干挺葉寬，隨風起舞。冬天時，田野的綠被太薄了，滿目望去，焦黃的墳山，襤褸的裸棺，雜亂無章地分佈在田野里，其中一具裹着稻草的棺材中躺着我的先父。它們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底色。
社會翻天覆地，開始統購統銷，有了農業戶口的帽子。後來合作化，土地歸集體，農田中缺苗處無人補種瓜秧了，田埂邊赤豆、芝麻，也幾乎沒有了，拿什麼解饞？自留地越來越嚴，壁腳旁場地只要種了菜就計入自留地面積，宅旁的樹木要歸公了，農民們把樹砍了當柴燒，光禿禿的村子無樹蔭乘涼了。
掙工分吃飯，夏收後與年終兩次按工分分錢，扣除按人口分配的口糧、農副產品款項後所剩無幾，有的人家還是透支戶（工分錢少於實物分配的錢）。眼看坐小火輪迴家的工人，衣着光鮮，皮鞋錚亮，有的家裏還有自行車，眼紅啊。可是學校老師說，工人勞動複雜，強度大，多勞多得，農村學生心裏多不服，命苦啊，誰讓我們是農業戶口！
一心嚮往城市，機會終於來了，上海電機廠考文化課招工，我和鎮上3個青年步行20多公里到閔行考場參考。大家覺得考題不難，幾天後，廠里打電話到生產大隊要人，隊長說：「一個也不能走！」人生第一次進城嘗試就這樣失敗了。
公社化後吃食堂，開始還可以，後來越來越差，終於散夥了。糧食短缺，中學生農業戶口28斤，居民戶32斤，還有副食品供應票，在青菜和稀飯中度日，更無錢可花，沒辦法想去拔草藥賣。盛夏的野外到處尋覓，一次到浦西煤氣廠內，看到廊下有一桶冷飲，啊，是冰鎮綠豆湯。拿過桶旁的杯子，暢飲，沁人心肺，這輩子再也沒有喝到這樣甘甜的飲料。環視廠區高大的建築，這裏好像是我的人間天堂。
我的中學在杜家行的西端，校內有一座天主教堂，大家稱這座學校為西廟。農村孩子體力活多，小學時，養兔，養羊，割草是我的事。中學後，隊裏農活、自留地農活、家務樣樣要干，甚至到浦西磚瓦廠推過磚坯車，念書只是在校內時的事。要學好，就得用功。農村本無電，冬天白天短，夜晚用煤油燈，一人二兩煤油，全家不到一斤，夜晚起夜用還夠，哪能燈下苦讀？學習鑿壁偷光，囊螢映雪，拂曉第一個早起燒粥，柴火前讀外語，背課外閱讀詩詞。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古人名句激勵我前進。
高中畢業升學，班主任老師看了我的志願表，儘是師範，委婉說，第一清華，第二北京工業學院（現名北京理工大學）。我無奈地說，我家窮啊，只能報吃飯不要錢的師範。發榜了，我班錄取率三分之一，上海縣第一，工礦企業是農村學生的嚮往，十個人錄取工科大學，唯我一個是師範。到大隊開證明遷戶口，大隊長板着臉說不行。哭着跑到學校、派出所，他們打了電話，才遷成戶口。
1962年8月21日，懷揣錄取通知書，和戶口遷移證，坐上了開往浦西的市輪渡，心潮起伏。浦西、浦東，那時在上海是城鄉的別名，進工廠的夢破了，脫離農業戶的夢圓了。別親人，無鄉愁，去遙遠的北京，去尋找或許更美好的明天。
二、上天入地
第一次登上綠皮火車，驚鴻蘇州粉牆黛瓦，迷戀長江漁火濤聲，聞到了符離集、德州的雞香，看透了天津油亮的狗不理包子，可望不可及啊。好在北京終於到了，寬暢的長安街，車水馬龍，雄偉的天安門，莊嚴肅穆。
進師大校門了，學哥學姐笑臉相迎，校內鮮花怒放。最稱道的是，這兒的校花更芳芬，魯迅、劉少奇在這裏找到了知音，毛澤東、葉挺、陸定一等顯貴家蓓蕾在這裏綻放。六年中，聽過錢三強、啟功等大師的學術報告，看過英語原版彩色電影，抬着國徽走在國慶遊行隊伍的前列，偷偷仰望城樓偉人。後來聽過江青羊嗓子聲叫罵，目睹彭大將軍被反剪雙臂跪在地上，被拳打腳踢的慘象。
最後，我們被「一腳踢到」寒冷的大興安嶺特區，一個名叫加格達奇的初建林城。報到時，一個把履歷表念成「復歷表」的人事幹部，把我和女朋友分到建築工程處。在那裏我們只能當力工，一個缺技能的累活，女朋友在這個單位是唯一的女力工。
在這裏，最難忘的是冬季篩河沙。拂曉，大家腳登長筒氈靴，身穿光羊皮大襖，頭戴有遮耳的狗皮帽，手着無指棉手悶子，艱難爬上敝蓬大卡車，在零下30多度的氣溫，奔馳在原野河灘上。起碼半小時，寒風像針頭扎在臉上，帽沿、眼睫毛上結滿白霜。到沙灘上，連滾帶爬下地，不斷蹦跳，腳才能有感覺。干一陣子話，烤一會火，中午拿出凍得石頭般硬硬的饅頭烤焦，就着雪團吞下。
煎熬一年，探親假再過北京，七年前初識的長安街覺得更寬廣，更動人了，但已是我的過路風景了。
三、敢留在這裏嗎？
探親回來半年後，重新留在本地分配工作，到正初建中的碧水公社當教師。這裏的公社是政企社合一的基層社會組織，以林業為中心，生產單位連隊編制，還有學校，醫院（像工作室）、郵局、銀行、以及唯一的一家商店。店裏貨物品種極少，僅少量煙酒，罐頭等日用小商品，大多在帳篷內。
林區木材生產旺季在冰凍日，無冰的日子一到，搭建安身之處的大喜日子到了。領導指着僅有樑柱屋架的建築說，建材、技術工匠統一分配，粗活雜活，各單位自己干。統一分配有輪次，均供不應求，怎麼搶佔先機，看各位單位頭頭的軟硬實力了。
造房，有些活是高強度體力活。和大泥，水、泥巴、柴草攪拌在一起，然後在釘滿細木條的牆上摔攪好的泥草，裸手在泥巴中勞作，皮膚開裂，滿身泥漿。
學校是清水衙門，要建材，要技工搭火爐、火牆、盤坑經常拖拉，來工匠了，笑臉相迎，好煙招待，有時要招待吃飯。房屋勉強能住時，缺的零星建材。修修補補，全靠自己解決，僅有的一家商店並無出售。工人在物流中勞動，不混水摸魚，也是近水樓台。一個給我上門窗的小木匠是上海知青，他送我一個自製的小方桌、兩個方凳、兩條長凳、一個和面用的面板，解決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還有在建築隊工作的同命運的人，在困難中常常雪中送炭。在這個教師低賤的年代，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情份啊！
水是基本生活資源，住宅區內有公共水井，一個鋼管打到地下，上有井頭抽水。冬天裏，室外滴水成冰，只能在固定的時段，用開水化開井頭中的冰，再抽水。冬天以井管為頂峰，形成一座小冰山，路滑易摔。春夏冰化了，周圍泥濘不堪，污水橫流。
最低溫度零下四五十度的嚴冬，取暖是大事，林區燒枯木，生產單位開着大卡車，身強力壯的工人集體上山砍伐，拉回家。學校無車無壯勞力，只能自己拉小車上山。
一次，夫妻兩上山，拉了一小車干木下坡。冰路下山幾無阻力，越滾越快。妻子車後面說，拉不住了，快出來。我火速從車架內跑出，重車飛奔而下，滾到山腳下，咔嚓一聲響，車把斷了。再也不敢上山了。
好在我家附近還有個貯木場，山上拉下來的木頭按規格截斷，一些短的無用的梢頭單位不要了，工人下班時好的扛回家，等他們下班後，天黑無人時，我再專門拾一些更小的枝丫，勉強度日。為了減輕缺柴壓力，每年嚴冬都會回南方。車票貴，回一次家，一年的積蓄全花完了。好在返回時帶回一些幾無供應的大米、鹹肉等，稍微改善一點生活。但負重旅途轉車驚心動魄，一次在齊齊哈爾，車門擠滿了人，好不容易把妻子推上車，車要關門了，我急得大叫，幸虧執勤的軍警把我推進僅留小縫的車門，驚險啊！
那個年代，中央紅頭文件說，學校被資產階級專政，教師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於是農村的學校有貧宣隊，城市的學校有工宣隊領導學校，輿論煽動學生造老師的反，出現了黃帥式的學生，教師在上，下兩層夾板之中生存，一次因批評學生在教室內胡鬧，學生又罵又扣高帽子，氣急，過去搧了他一個巴掌，他立即從齜牙咧嘴的火爐上抽出一塊磚猛扎過來，我一彎腰，磚從頭頂上飛過。茫茫黑夜，何處是盡頭，坊間一個段子說，老師向領導訴苦，領導說，你好好干，將來把你調到商店當營業員。
一聲春雷，「四人幫」倒了，大學開始重新招生了。在上級機關工作的學兄把我調到新建的師專教書，專教物理。臨走，人事科長對我說，呼中人民不願你走。這個帽子實在太高大了。別了，知識無用的十年！
四、天賜良機
我的職業生涯從小學教學開始，隨着青年職工的孩子長大，我像螞蟻爬樹般地教了初中、高中。近十年苦熬，在恢復高考前夕，我在呼中區文教科工作，見證了考生報名過程中規則改變的喜劇，大齡青年放下了心中的石頭，批閱過背後充滿故事的沉重試卷，敬佩他們中的堅韌不拔者，並幸運地當了這群人的老師。
大興嶺師範大專班招收的學生，很少本地子女，更無應屆生，絕大部分為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文革中正念高中，年齡大，不少人有家庭所謂的政治歷史問題，不能上好學校、好專業。這些人聰明、好學，我比他們僅大四歲上下，當他們的老師，我覺得汗顏，他們為了改變人生的命運而苦讀，他們是我學習的榜樣。
我翻出壓了十年的發黃舊書，教書學習是一體。畏懼北京、上海的高門坎，我考入了妻子故鄉的重慶建工學院，一所歷史上從重慶大學分出後又回去的國家重點大學。教師中不僅有歐美回來的老先生，還有不少蘇聯東歐留學生，培養出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巨星。
我在那裏畢業後留校工作。妻子研究生畢業後留某師大工作，公派出國。為照顧兩個孩子，我只能調到師大。
師大有不少西南聯大的遺珠，最著名的要數吳宓，命運坎苦。我們小字輩更沒人關心，次子從滬郊農村遷過來，本該上附小三年級，但種種理由出來上了一年級。師大的骨幹教師大多為本校畢業生，教學語言為四川話，學生來源主要是雲貴川。外地人融入不易，妻出國多年，生計不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國家闖物價關，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北京教授竟賣起了餡餅，內地師範教師更慘了。一次帶次子回滬探親，碼頭旁小面二元一碗，難吃！像難民一樣在五等艙度過五晝夜，一上十六鋪碼頭，一碗陽春麵，八角，鮮美！訪親戚時，一家嫌禮品輕，竟被退回，內地與沿海的差距，扎人心。
想回老家了。
前些年，從東北遷走戶口時，按政策順便託運一些木材到上海，想擴修祖宅，不允許。遇到了知青返城有家難歸的類似情況。
妻子得博士後歸國，仕途順暢，後來當了副校長。轉眼間，岳父母先後駕鶴西去，兩個兒子也先後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次子工作在上海。妻一心撲在工作上，1998年暑假，學校創收出資的九寨溝之游也沒有陪我去。
校領導班子換屆，黨政一把手均五十七八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妻下崗去挑物理系申博重任，缺少行政資源是難以勝任的。另外三個資深校黨政副手高風格支援兄弟院校，當然升了正職。老黃忠帶領年輕將領粉墨登場。10月長假，我和妻游峨眉山散心，途中照例遇猴子擋道搶食，山頂上突下大雨，兩人均淋成了落湯雞。
正巧上海某大學碩士點建設急需人才，師大領導愛惜人才，扣妻人事關係放行，我得恩寵，徹底放生。
1999年2月12日，重慶的天陰沉沉，我們夫妻二人登上西南航空的航班。乘客雖寥寥無幾，因快過過年，有獎活動搞得火熱。好彩頭，我們喜得了一個漂亮的飛機模型。飛機降上海虹橋機場，晴空萬里，時隔37年，我終於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