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06年，我擔任《三晉都市報》社長兼總編，同時在山西大學兼職授課，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一個新聞線索：山西大學外文系教授曹石堂先生一生經歷坎坷，事跡感人，你們報紙可以報道一下。我聽了覺得挺有新聞價值，立即派特稿部記者翟少穎前去採訪，小翟三次上曹宅採訪，撰寫出一篇幾萬字的「新聞故事連載」稿件。我修改潤色後，親擬新聞標題，在《三晉都市報》連載10天，讀者好評如潮。原稿文筆優美，情景交融，由於篇幅過長，我將這篇稿件濃縮如下，以饗讀者。
青年曹石堂
侵華日軍收養他長大
1929年2月18日，曹石堂出生於山西省沁縣南石侯村。1歲時，父親病故；4歲時，身染重病的母親，以一副銀鎖兩丈土布作聘禮，給他訂下一門「娃娃親」。7歲，母親去世。曹石堂成了一個孤兒。開始，「老丈人」接他到縣城家中照養，可他忍受不了「丈母娘」的刻薄和兩個「大兄哥」的欺負，逃回自己家，在一個本家堂兄接濟下艱難度日。
抗戰爆發，1939年冬，一支日本鐵道部隊進駐沁縣南石侯村，修築太谷到潞安的鐵路，中隊長山本角松和他的隊部就設在曹石堂家中。這是一支工程部隊，部隊中不少人來中國前，接受過高等教育，開過公司或已娶妻生子，種種因素令這些人對戰爭有着發自內心的不滿和厭倦。看見小石堂沒爹沒娘，便留他幹些幫灶、送飯、擦皮鞋之類的活兒，同時把剩飯剩菜給他吃。
不久，曹石堂隨山本隊駐防到石家莊。在這裏，發生過兩件事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第一件事，他進日語學校讀書期間，山本給他介紹了一份工作——在日本人開辦的「石門建設事務所」曬圖。曹石堂跟他的同事、一個長他兩三歲的中國男孩發生衝突，兩人扭打在一起，對方頭破血流，他自己也多處掛彩，哭着跑回山本中隊。孤兒曹石堂性格中突然流露出的「武士道」精神，令山本角松大為不安，狠狠教訓了他一通，再不准他去上班，學校沒課時，就待在家中學習。
第二件事，一天，他在房中看書，忽然聽到外面一聲槍響。他悄悄爬上牆頭張望，只見山本中隊一名士兵趴在乒乓球枱上，一動不動，周圍亂作一團。事後得知，死者是大學畢業生，長期以來，對戰爭不滿和對家鄉的思念，讓他抑鬱不堪，於是開槍自盡了。多年以後，得知山本角松本人亦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時，曹石堂心中的感慨無以言表。
1942年，山本隊從石家莊向長辛店開拔。與此同時，山本角松接令前往菲律賓。臨行前，他將小石堂託付給新到的「少尉主計」加藤政三。40多歲的加藤政三早年畢業於日本名校立教大學，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接到徵兵令後，他不得不將公司關閉，來到中國。看着眼前中國孤兒，他便想起自己留在東京家中的4個孩子，不禁黯然神傷。上下打量曹石堂，他輕嘆一聲吩咐道：「搬到我的炕上來吧。」從此，13歲的小石堂便與加藤以父子相稱，正式擁有了一個日本名字——「加藤太郎」。到長辛店後，加藤又將小石堂送進當地一所日本人開辦的子弟小學。
1943年，加藤政三退役返回日本。很快，山本角松從菲律賓返回，小石堂又回到山本身邊。此時，小石堂正讀小學5年級。加藤回去後不久，給小石堂寫來一封信，大意是：回來後，我看到自己的4個兒子便會想起你，非常思念。我已經和老婆商量過了，希望你能來日本和我們一起生活，你如果同意，我會通知部隊給你辦手續。
徵得山本角松同意，小石堂由一位中尉稻次悌二陪同，四處簽字蓋章，辦理「渡日證明」。期間，稻次悌二派人陪小石堂回了一趟沁縣老家。那天，聽說「失蹤」4年的小石堂回來了，他的奶媽和「老丈人」匆匆趕來，「老丈人」要求小石堂留下完婚，奶媽亦哭着竭力挽留。曹石堂以「年齡尚小，讀書為重」，向「老丈人」提出退婚，將其退回的兩丈土布留給奶媽，含淚告辭。臨走時，同行的日本士兵在曹石堂家門上釘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此人赴日留學，任何人不得損燒此房。山本隊」。
閻錫山曾資助他學費
1944年，15歲的曹石堂抵達日本，和養父加藤政三團聚。此時正值太平洋戰爭末期，已經窮途末路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仍不願放棄最後的掙扎。一周後，加藤再次接令，重返中國戰場。這個消息對初到日本人地兩生的曹石堂猶如晴天霹靂，他哭着要求同養父一道返回中國。
加藤也措手不及，自己這一去生死未卜，妻子一人養活4個兒子已經吃力，何況再多一個小石堂？他緊急聯絡各位親友，希望在他前往中國期間，有人替他照顧養子。加藤有個哥哥在沼津市開一家化肥店，將曹石堂接回他家。他們夫婦只有一個兩歲的兒子，負擔遠比弟弟家輕。曹石堂在沼津市住了一年，其間小學畢業，考入當地的商業學校（相當於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