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進行了啟蒙。這便是他的「亡國」和「亡天下」之說。此說重新詮釋了傳統華夷之辨的世界觀，具有啟蒙意義。但是，令顧炎武萬萬想不到的是，他的重新解釋最終被清初統治者運用，致使中國重回天下一統的世界觀中去了。
五四時期的啟蒙同樣具有有限特徵：首先，這一大批知識分子勇氣有餘而準備不足。他們自己並沒有真正覺醒，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沒有搞清楚，包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在內，忽左忽右，左衝右突，根本原因在於理性勇氣背後的知識準備不足;其二，救亡圖存的使命觀取代理性啟蒙的負責形式。這就導致最終所有的五四啟蒙思想家均進入政治鬥爭陣營，各為其主，失去了獨立知識分子為理性負責的經典意義上的啟蒙含義。
無論黃宗羲、顧炎武還是李大釗、陳獨秀，從本質上說仍然屬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他們並未明白啟蒙的現代性含義(為理性負責)。當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發展，而不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覺醒成為終極關懷的時候，這種啟蒙僅僅是有限的啟蒙。筆者稱之為「中觀層次的啟蒙」。
中國如果還有啟蒙，那麼下一步的啟蒙應該回歸啟蒙的現代性，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責任所在。當人的理性成為啟蒙的核心目標的時候，知識分子對權力和財富的依賴性會減少，也會因之出現真正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角色之劫：老子、福柯與陳寅恪
在探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天命觀和啟蒙使命之後，與責任相關的重要話題就是如何扮演角色的問題了。
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扮演角色通常有三條路：入仕、歸隱和造反。所有這三條路都直接和政權相關。這是一種狹義的權力–知識關係。面對狹義的權力，傳統知識分子實際上只有兩條路：「窮則獨善其身」(「必記本」註：歸隱、出世)以及「達則兼濟天下」(「必記本」註：入仕、造反)。在入世和出世兩個極端角色之間幾經磨難，卻始終沒有發現和實踐中間角色。
在古代，知識分子保守的做法是「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在當代，這種意識仍然是主流，只是在大街上時不時地——除了「賣紅薯的」之外——出現「扔石塊的」和「打醬油的」(網絡用語，指心裏明白卻只願做看客)這另外兩種角色。「打醬油的」和「賣紅薯的」秉承的是陶淵明「採菊東籬下」的傳統，「扔石塊的」秉承的是落第書生洪秀全式的傳統——總歸沒有找到合適的門路。
隨着20世紀後半期知識系統的迅猛發展，在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上，思想家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條道路：
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變他人的政治意願，而是要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他的知識分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他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
自福柯開始，知識分子進入反思自身的階段，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定位，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由傳統的明確到現代的迷失階段。馮友蘭說中國知識分子遇到問題習慣繞着走，西方知識分子則是正面進攻。中國式的思維習慣於從智慧的角度解釋問題，因此並不特別依賴邏輯。
回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論題，如果以東方智慧進行解讀，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充滿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麼是責任才能承擔責任嗎?老子早就對一味追求並拘泥於道德的儒家(「必記本」註：儘管他沒有提到儒或者孔子這樣的字眼，並且比孔子大四五十歲)提出過批評。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看來，老子的認識和福柯的主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預設必須去扮演的角色可能會最終害了目的本身。無論從老子的標準還是福柯的標準看，近代以來中國只出現過有限的幾個知識分子，陳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陳先生不做自我標榜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應之口舌爭辯，以其堅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權力，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