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與財富的聯姻，是當代中國歷史最劇烈的變遷。他們轉而投奔另一種權力即財富，這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政治巨變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投奔也並非必然附帶道義責任的淪喪：其一，無財富的支持，從來就不可能有知識的累積和進步。沒有財富與知識的聯姻，就不可能有科學研究(尤其是當代高科技研究)，歷史上也不可能有孟德斯鳩、康德、馬克思等哲學家、思想家，當然也不可能有藝術的繁榮(「必記本」註：畫廊養活、捧紅了多少古代、當代的畫家)。財富本身是無道德性的，某些時候財富被認為是醜惡的，那是因為我們的傳統自孔孟以來即持錯誤的財富意識(「必記本」註：如果不是仇富的話)。其二，有知識的人有了財富並不必然淪喪道德。道德是個人的事，是修養，是本性。
從中國社會轉型的當下情勢來說，知識與權力和財富的關係是越來越緊密了，在上述種種原因的背景下，擁有知識的很多人(「必記本」註：可能是相對多數)便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但要知道，這種焦慮感在王朝統一強大的時期、在科舉盛行的時期並不存在，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本身就以公共權力為目標，通過權力來實踐儒家信條並不被認為不道德。所以，20世紀先從社會制度上砍斷了「知識—權力」的聯姻鏈條，從而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被精英化，進而被階級化，出現了嚴重分野和內部(如果存在內部的話)激烈的鬥爭;繼而又因「權力—經濟」的聯姻，導致有知識的人進一步分化和邊緣化，於是中國特有的「道德知識分子」理論和主張便盛行開來。
其實，所有焦慮和擔憂，並非全無道理，只是把問題看得過於僵化，在時間上也看得太短了。
▌天命之劫：知識分子是救世主嗎
知識分子是「麥田裏的守望者」、「精神家園的守夜人」，這是關於知識分子的中國式解讀的最大誤區。這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累、活得苟且、活成了「皮上的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始終無法被認定存在知識分子階層的認識根源。知識分子只是社會中擁有相對高水平的知識的那一部分人，既然是在社會當中，必然要和權力、財富等要素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自有知識以來，就有知識分子;知識越爆炸，知識分子越多。如果認為中國不存在知識分子，實際等於否認中國存在知識。從邏輯上說，這是不成立的。
所以，圍繞中國知識分子而產生的焦慮感，並非來自是否真的存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否死光了這樣的認識，而是來自對知識分子責任的過高期許和對知識分子責任的誤解。我不同意把知識分子分成傳統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普通知識分子或特殊知識分子的說法，放寬歷史的視野，知識分子只有一種，就是擁有知識的人。
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歷史上與權力的緊密聯繫之外，另一個本質特徵是他們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維。儒家對知識分子的說教中首定三綱(「必記本」註：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目(「必記本」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宋代發展到頂峰。
這個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天命觀卻存在致命的陷阱：其一，它無法從邏輯上論證一個知識分子在具有了知識和道德後何以能夠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知識水平和道德修養水平再高，在無制度保障、無大批這樣的人(階層)集體共同行動的情況下，只能導致走向社會的知識分子個體的扭曲或歸隱。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典型的人治。其二，這是把知識和權力關係直接聯繫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對知識的追求即以權力為目標，而非以科學為目標，這是中國傳統上沒有獨立的科學知識系統的根源。
如果僅止於范仲淹的命題，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麼中國知識分子可能會更謹慎一些，而不是貿然以救世主身份大喝一聲「我來了」。可是，稍晚於范仲淹的張載將「天命」發揮到極致，他說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天地立心，是做大哲學家;為生民立命，是做大思想家和道德衛士;為往聖繼絕學，是做大學者;為萬世開太平，是做大政治家。時至今日，張載的命題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理想。恰恰就是這個終極理想，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永遠無法「承受之重」。知識分子以無比豪邁的精神宣告其天命所在，而忘記了自己只是社會的一員。
張載命題並沒有在邏輯上回答「為什麼知識分子是絕對正確的」這樣一個前提條件。張載無法回答，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回答，因為它不是一個科學判斷。一個科學的判斷必先承認自己可能是錯的(即證偽)，繼而才能走到證明的進程中去。
明代「異端」知識分子李贄在《焚書》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話：「公但知小人能誤國，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未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這就是所謂「君子誤國，尤勝於小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警惕張載命題在實踐中的可能性錯誤。
與之相比，范仲淹要謹慎多了。單就其命題而言，范仲淹只是突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心憂天下的那個終極關懷，並沒有強調無限的正確性這個前提。所以，如果當代知識分子要古為今用的話，有限的天命觀要比無限的天命觀好，因為它給社會帶來的潛在性危險小得多，也不失所謂的知識分子良心和風骨。
▌啟蒙之劫：黃宗羲、顧炎武與李大釗、陳獨秀
中國知識分子責任的另一個議題就是知識分子是否要承擔啟蒙的責任。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僅承擔了革命和道德良心的義務，還承擔了開化民智的義務，也就是啟蒙的義務。
就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而言，黃宗羲和顧炎武是代表。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顛覆了傳統理論對君王的定位。在《原臣》中，他進而論斷「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否定了王朝家族興亡的重要性，而倡導「萬民之憂樂」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判斷標準，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民權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