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虛擬的網絡世界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兩方面的衝擊：一方面，知識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導致以專門「佔有」知識而與世界保持距離的知識分子普遍產生焦慮感，從而迫使知識分子要麼使其掌握的知識更專業化，要麼趕快退守精神家園的城堡以佔據道義的制高點;另一方面，具有高級專業知識和學識的專家紛紛就公共事務發表言論，卻又不能明確證明其救世主張的先驗合理性，加上部分專家學者人格淪喪，被人揪住辮子，進而被網絡妖魔化為「磚家」、「叫獸」。
中國知識分子何以一時間走向神壇，一時間墜入地獄?這種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這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大劫難相關：其一是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之劫——自古至今他們與權力過於緊密的關係導致獨立精神的缺失，離權力越近，便離應得的權威越遠;其二是自詡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證偽，一旦證偽便又失去神壇地位;其三為啟蒙之劫——並不成功的啟蒙經歷導致知識分子地位受損;其四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兩個極端角色之間幾經磨難，知識分子卻始終沒有發現和實踐中間角色。
此四種劫難簡而言之，即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劫」——它導致知識分子無法在走出牛棚後的30年抓住機遇，確立現代責任意識。
▌離權力越近，離救世越遠
「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個議題，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
從兩千年傳統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早已過去。歷史上中國只出現過一次真正的知識爆炸——春秋戰國時期，也因此，只出現過一次具有獨立追求的知識群體——諸子百家。也就在這段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確立自己的責任意識：救世。面對禮崩樂壞的混戰圖景，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救世良方，「士」應運而生。隨着統一王朝的建立，「士」成為「士大夫」，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千年聯姻就此開始，並在隨後的科舉制度中被固定下來，權力成為知識分子救世的尚方寶劍。
隨後直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成為獨立的知識階層的歷史可能性，也因之喪失了從第三者的理性角度批判和引導社會發展的道義制高點。所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企圖救世的吶喊只能是賊喊捉賊(說來不太好聽)，無論是范仲淹、張載，還是黃宗羲、顧炎武，均無法真正承擔救世責任，因為他們身處士大夫歷史定位的魔咒當中。
中國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產生了一個悖論：離權力越近，便離應得的權威越遠，也因之離救世越遠，而救世卻又「好像」必須通過權力。20世紀3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豪邁地宣佈：「歷史已經使知識分子階級成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無意謙讓。」而宣稱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最終也在抗戰中成為外交官。費正清理解蔣廷黻、胡適一類留學回國學者的最終從政，他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學者是一個政治動物。象牙之塔只是隱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認為應該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國，這樣做就是失職」。
因此，近代以前中國處於一種「沒有知識分子卻有知識階層」的時代。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獨立鑽研科學和對公共事務保持批判精神——被權力掩蓋。於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個知識分子，卻看到了士大夫群體。
近代以後，中國又進入「沒有知識分子也沒有知識階層」的時代。「五四」以來，啟蒙、革命等話語霸權充斥整個20世紀，從而導致用「精英階層」取代「知識分子階層」的現象，而「精英階層」被想像成具有獨立思想人格的完美英雄、哲人。這實際上是概念的偷換。本應在「問題」的研究中體現獨立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主義」的擔道者，從而再次失去了創造「內涵」的機遇。
20世紀中國革命導致對社會分層的僵化定性。由於有知識的人在革命中事實上扮演了精英的角色，其合法地位卻又與「創造歷史的是人民大眾」之說矛盾，於是導致後來對擁有知識的人的尷尬定位和清洗。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才重新令知識分子具有正常身份。與農民、工人等擁有相對穩定而明確的社會角色、訴求和特徵的「階級」相比，根本構不成明確「階級」的「知識分子階級」，終於從社會中剝離出來。這段歷史導致中國當代擁有知識的人也接受了這種人為的剝離。於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知識階層」出現了，其存在本身是政治權力衍生的產品，並非社會存在的現實。
在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中，讀書人從來持有一種自相矛盾的認識：一方面，學而優則仕;另一方面，對政治本身又持鄙夷的態度，參與權力的運作往往被妖魔化。這種矛盾的認識來自傳統思想中沒有區分「關心公共事務」和「從政」。
知識分子為了證明自己從政的合理性，往往需要改變人們對政治的看法。離開清華大學後從政的蔣廷黻這樣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
而「儒商」這一歷史上更令人生疑的概念，則說明知識分子與財富(「必記本」註：權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之間的緊密聯繫。如果說，革命時代政治權力造就了知識分子階層的話，改革時代則是財富權力造就了知識分子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