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生長在高等院校的環境裏，上大學對於我，似乎就是一個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自然而然、或者說是順理成章的必然階段，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甚至達到了理想級別的願望。
可是，當我進入中學的時候，轟轟烈烈地貫徹階級路線的各種舉措讓我看到，能不能繼續深造不在於個人接受知識的能力強弱，也不在於個人為獲取知識作了多大的努力，而在於有沒有一個紅色的家庭背景。
這個嚴酷的現實，使我不得不改變以往的認知——上大學對於我這樣的人，恐怕不再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而是我這輩子走不出去的一個夢幻了。後來的坎坷經歷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1977年，我在重慶打通煤礦當礦工已經6年。那一年國家恢復了高等院校的入學考試制度。一開始，對於這個消息的可靠性，我抱着極大的懷疑態度，並在心裏認定，除了考試以外肯定還有什麼別的選擇標準。
這以前，大學已經恢復招生好幾年了，但學生全都是由單位推薦，謂之「工農兵學員」。這樣的招生和工礦企業到農村招工差不多，像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記得1973年，國家曾經有過一次恢復入學文化考試的嘗試。最初也說人人都有機會報名，可是到後來，報名依然是單位推薦，事實上又給我們這類人亮出了「此路不通」的告示。當時，我所在的採煤一隊推薦了一個從巴縣招來的農民礦工。
如果那次真的按照最初定下的方針——必須通過文化考試並根據成績確定錄取與否，這個被推薦的人大約只能老老實實打道回府繼續他的礦工生涯。可是他有運氣，遇到了「白卷英雄」張鐵生。張鐵生試題不會做，在試卷背後寫了一封痛斥考試制度的控訴信，憑着這封信他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卻把許多長期受壓制、懷着公平競爭奢望的下鄉知青考生打發回了廣闊天地。
聽說，那次被推薦參加考試的人，一律是按政審標準而不是按考試成績錄取，我妹妹就因政審不合格被毫不留情地刷了出去。我們採煤一隊的那個農民礦工，托張鐵生的福堂堂正正地成了大學生。到1977年我們參加高考時，他已經畢業，回到打通煤礦當了技術員，完成了讓無數人仰慕的從農民礦工到國家幹部的逆天轉換。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播開後，儘管我不敢肯定考試成績將是錄取的唯一條件，但也有某種預感——改變我命運機會終於到來了，也許還是唯一的一次機會。所以後來，從準備高考的第一時刻起，我就告誡自己這是背水一戰，只有勝才是出路。
恢復高考正式公佈以後，我知道了對考生的要求：沒有家庭出身限制，年齡不超過三十歲，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同等學力這個概念是第一次聽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況，我覺得心裏比較有底。
我當時不到28周歲，儘管已經大了一些，但還沒有超過規定的年齡界限。實際上，後來年齡放寬到了35周歲，主要是照顧老三屆那些高三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年齡都已經超過了30周歲。至於「同等學力」，我雖然只有初中三年的學歷，不過在煤礦的幾年，我從來不像其他礦工那樣下班後打牌喝酒吹牛皮，把時間白白浪費掉。
礦工的工作不但非常危險，而且極其艱辛，每天從井下出來，就只想把自己的沉重而疲憊的身軀放到床上。但我從小學開始就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在煤礦的那些年代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讀物，我就把中學時代學過的俄語撿起來，先複習，再一步一步學習高中乃至大學的相關知識，給自己的精神生活增加一點養料，也給貧乏的礦工生活增添一點色彩。日積月累，我的俄語就自學到了一定的水平。
當時，為了支持我學習，母親時不時去西師圖書館幫我借書，有《高爾基短篇小說選》《契科夫小說選》《罪與罰》《戰爭與和平》等俄文原著和俄文版的《悲慘世界》。圖書館的熟人告訴我母親，這樣的書是供大學二年級學生閱讀的。我把除《戰爭與和平》這個大部頭以外的其他著作全都翻譯成了漢語，我妹妹還拿去她的單位和一些朋友傳閱。
後來我自己上了大學才知道，就算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估計有一大半也讀不了這樣的原著。除俄語外，我還自學了英語和高中的數學，主要是立體幾何和解析幾何。可惜沒有足夠的條件進一步學習高中的物理和化學課程。
1977年高考規定，報文科的考生，考試科目是語文、數學、政治，此外歷史地理並為一門，共四門。如果報考外語專業，則在這四門之外加上外語的筆試和口試。外語我不用花費時間和精力準備；語文和歷史地理，我原來基礎比較好，稍加複習即可；政治這門課，基本沒有人認真當作一門課程來學習或複習，一般都是臨考試的前幾天死記硬背一通；唯一不太有把握的就是數學。因此，我必須花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來準備數學考試。
剛剛恢復高考的時候，不像後來各種類型的考試指南、複習資料鋪天蓋地，要多少有多少，只怕考生沒有時間選擇，也沒有時間看那麼多。當年，但凡有人找到稍微新一點的複習資料，都會被周圍正在準備考試的人視為至寶。那時又沒有複印機，一篇資料大家輪流看，想擁有資料的人便只能不辭勞苦用手抄，熬夜到凌晨的也不是個別現象。我通過各種渠道，搞來了一些複習資料，其中主要還是文革前的舊高中教材。
說來慚愧，這一改變我命運的重大事件具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以及複習的過程我都忘記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記得，留給我們準備的時間並不是很長，最多不過一兩個月吧。那段時間，我一直處於既興奮又緊張的狀態中，畢竟遠離學校整整十一年了，這十一年裏沒有經歷過任何的文化考試，猛然面臨的就是高考——這個我從進入中學起就知道而且被公認的最大難關。
進了大學才知道，我對自己實力的估計有些過低了。我的考試成績是310多分，在當屆重慶市的考生中屬於「尖子」。這個成績本可以報北大，但我當時要離開煤礦的願望十分迫切，加上自己認為年齡偏大，為保險起見，填報志願的時候，基本上只考慮如何順利地跨進大學的門檻，別的都忽略了，所以沒報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