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苦的勞動，是栽秧打穀季節的活路。
夏季，太陽最毒辣的時候，天不見亮，隊長就拿着話筒，在辦公處高聲叫喊：「二隊的，出工了！」
通常這種時候，人睡得正香，懵懵懂懂的被叫起床來，空着肚子出工，一直要干到九點來鍾才吃早飯。休息片刻，太陽已經高高舉起來了，此時隊長的話筒，像催命鬼似的，又在辦公處尖銳地叫起來了：「二隊的，出工了！」與此呼應，上面一隊的，下面三隊的，也都在各自招呼自己的社員下田幹活了。這次出工，一直要在大田裏干到太陽當頂。人在水田裏插秧打穀，頭上毫無遮攔如同火烤，腳下水溫燙人，上下夾攻，人就好似置身於蒸籠中，額頭飆汗，前心後背，汗流如注。
我是新手，和一排人在田裏插秧，動作一慢，左右兩邊不能久等，都插到前面去了，留下一條巷子。然後人家上坎了，又到另一塊田插秧去了，我卻還在「秧巷」里掙扎。鄉下人把這稱為「關秧門」，對當事者而言，是極其難堪羞辱的事情。但你怪不得人家，大家都在趕工，總不能停下來等你。唯一的辦法就是苦練技術，跟別人齊頭並進。幾天下來，手法漸漸熟練，大體也能跟上進度，農民就說：「你這知青，還不錯嘛。」
下午兩點，是一天中氣溫最高的時候，隊長終於會叫一聲：「好了，休息。」大家早盼着這句金口玉言，立刻紛紛爬上田坎，往陰涼處走，收工回家，休息吃飯。等到太陽偏西，五點來鐘的樣子又得出工，就一直要干到晚上九點來鍾。整個一天下來，農忙季節的勞動時間，會達到十一二個小時。
這樣的勞動節奏，有時會持續半個月。我常常插一天秧，走上田坎時，會感覺直不起腰來。
收割水稻的勞動比插秧還要艱苦。天氣的炎熱程度有增無減，勞動強度也是有增無減。上百畝的稻穀，全靠手工脫粒。按五個人編成一個小組，三個人割，兩個人打。打下來的濕穀子，裝到籮筐里，水淋淋的，一百五六十斤，挑上肩，在水田裏行走，腳底是半腿深的軟軟的稀泥，已經非常艱難。走到田邊，要挑上田坎，那高跨一步掙上田坎的難度，真是連吃奶的力氣都逼出來了。一畝地的濕穀子，像這樣挑到曬場裏去，兩個男勞動來來回回要跑五六趟。我力氣比壯勞力小，還得多跑幾趟。私下裏不止一次想過，這活路不是人幹的。一天下來，渾身泥水，連褲帶都是濕的。
我寄宿的房東家，養了兩條牛，幹完生產隊的活，我還得幫忙收草。收草比打穀子還累，鄉下有句俗話：莊稼佬，怕收一季草。這是因為打完穀子已經夠累了，但田要馬上騰空，牛要下田操作，養牛戶必須趕在耖田之前，把水淋淋的稻草挑走。這挑草用的扁擔，長約一丈，圓圓的，兩頭溜尖，號稱「扦擔」。草垛子本身不高，串到扦擔上後，人需俯下身子把扦擔挑起來，在泥水中走到田邊，掙上田坎，挑到空地晾曬。這時，人已經疲勞到極限，圓圓的扦擔壓在肩上，人在田坎上拐來拐去，汗流浹背，還得一趟又一趟咬牙堅持，簡直讓人瘋狂。
一般知青，遇到這樣的季節，這樣的農活，沒有不逃跑的。所有知青在剛下鄉的前幾個月，由國家供應口糧，按月發放8塊錢的生活費，都基本沒有生活壓力。願意下地勞作的，生產隊給評記工分。不願意幹活的，生產隊也不勉強。從生產隊一面而言，有你不多，無你不少。當然無論怎樣，農民心裏多少還是有疙瘩的。知青一去，遲早要分口糧，但生產隊上交國家的公糧統購，卻絲毫不少。從某種意義說，國家是把知青在城市中的消費負擔，轉嫁給了農村。最直觀的就是口糧。譬如我們三個知青，下在一個生產隊，按每人五百斤分糧計算，需要1500斤。這在一百多口人的生產隊，猶如憑空讓每人少分了10斤口糧。在今天看起來不多，但在糧食緊缺的時代，就如同虎口奪食。你叫同知青非親非故的農民，心裏會怎麼想？
二
中國農民種地，表面看好像不需要什麼技術，其實也頗有農藝含量。譬如農諺，「立夏不下，犁耙高掛」，「小滿不滿，芒種不管」，「秋前十天無谷打，秋後十天滿田黃」，「寒露胡豆霜降麥」，都是指導農事季節的經驗總結，不能不知。又如農活，並非一概都是下力，像播種育秧，犁田耕耘，過程管理，處處都有技術。我初學犁田，牛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深一犁，淺一犁，弄得滿頭大汗，牛也格外辛苦。有次犁頭插入太深，牛拉不動，我不知反思，反而使勁吆喝，不斷催促，迫使牛使出洪荒之力，連套在牛腳後跟的橫杆也拉斷成了兩截。
所以剛開始時，知青幹活評記工分，普遍較低。按生產隊通行的規則，技術全面的男勞動力，鄉下稱「全勞動」，一個工日評記10分。有一定技術能力的女性，叫「半勞動」，一個工日評記8分。以此標準衡量，剛下鄉的知青，實在比半勞動還要差一大截。考慮到知青身份特殊，生產隊一般都執行寬鬆標準，男知青通常評記8分，個別體弱者也有7分的。女知青大都評記7分或者6分。我開始就評的8分，後來技術與力氣見長，評到9分。再後來當赤腳醫生，每年3300分，就是按每天9分進行計算的。
生產隊的全勞動，確實名副其實。比如劉五爺的三兒子劉長福，每到栽秧季節，便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他可以在6畝的大田裏，取最長的一面，一次插六路秧苗，待秧苗返青時，遙遠一看，縱橫筆直。在60多米長的距離上，能做到如此技巧者，一個生產隊屈指可數。一般人只能插五路秧苗，而且很難保持筆直，這差異就叫技術。
收割水稻也是這樣。別看都是用半桶打穀子，手法上就有講究。半桶後面有竹編的擋篷，每張半桶配5個人，兩個全勞動打穀，三個半勞動收割，各自負責一塊田。都是一樣的打穀，半個月後一看，有的田稀稀疏疏冒出一些秧苗，說明手法乾淨，拋灑的稻穀極少。有的田秧苗密密麻麻，如同秧母田，可知拋灑的稻穀數量驚人。
劉長銀是生產隊的老人，人長得高大硬朗。據他講，民國時期每到栽秧打穀季節，田多的主人家，就要雇短工。他家田少，這種時候常常出門幫工。主人家僱人幹活，肉飯管飽，小酒管喝，工錢一分不少，但要求也高。工人下田幹活，主人家就戴頂斗笠，也不說話，只管在半桶周圍轉圈，用耳朵聆聽斗笠上的動靜。如果聲音如同下雨，說明許多穀子都撒到田裏去了，吃完飯便辭退走人，道一聲你明天不用來了。這打穀技巧的細微處就在於，一把稻束握在手中，摔打在半桶上，然後往回撤時，要順勢抖它幾下，將鬆動的稻穀抖落在半桶里，再舉起來進行下一輪摔打。手法上，抖動時要儘量將稻束成扇形分開；會打的與不會打的，有時一畝地的損耗，會有幾十斤的差別。
我在生產隊幹了整整一年農活，栽秧打穀，使犁踏耙，樣樣摸過。農民勞作之苦，算是有了切身體會。可以說，公社時期的農民，是歷史上勞動強度最大的群體；公社時期的農村，是自古來控制最為嚴密的組織。這還沒說大躍進之後發生在農村的三年饑荒，餓死多少人的悲劇。就是到了1970年代知青下鄉時，農村經濟已有恢復，但勞動強度及生產方式，仍然非常落後。一年四季，幾乎天天都有活路，即便過年，也要下地幹活。「過革命化的過年」，是當年流行的口號。聽村中老輩人講，民國時的農村，農忙時少，農閒時多。把兩季莊稼一種，要麼外出打工，要麼閒耍。像村頭的朱家兄弟，農閒就常跑雅河，往返樂山雅安兩地，替船主運輸山貨及煙酒醬醋茶一類生活用品。有的農民則進城學徒，幫工。當時的農民並非純粹農民，更無所謂城鎮農村戶口。當農民當工人當僱員，悉聽自便。我父親就是農村出來學徒進入城市的。到了稱為「解放後」的時期，城市農村突然兩分，界限森嚴以戶籍固定，再也不能自由流動，城鄉差別自此形成。憲法所說「遷徙居住自由」，那都是寫在紙上的。
公社化後，不但戶口完全控制，連生產活動也聽命於自上而下的安排。過去兩季耕作變為三季，從前冬水田為蓄養地力，只做一季中稻，後來改為早、晚兩季。農活自然增加不少，但產量並無多少提高。尤為激進者，是無休無止的改田改土。只要稍微有點農閒，便拿了土地折騰，把小塊地翻成大塊地，多邊形地弄成正方形或長方形地。如果機械化，十天半月可以搞定，但憑肩挑背磨，鋤頭挖掘，卻是無窮無盡的勞動。相對於栽秧打穀，天不見亮起床，毒日頭下飆汗，改田改土要輕鬆得多，也是磨洋工吹牛聊天的好時候。這樣的結果，是生產隊產值沒有增加，工分卻翻了一番，大大拉低了勞動單價，還助長了得天混日的風氣，挫傷了一個社會、一個團體最為需要的勞動積極性。
三
處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態，能掙革命工分，被認為最有本事，也最有背景。我曾因為表現好，參加過縣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吃了一星期免費油葷，還附帶記了一星期的工分。當時全公社就我一個知青代表，其餘都是大隊書記，或公社社長。對知青而言，較為普遍的革命工分是搞宣傳。下鄉第一年，戰斗大隊知青編排了一個歌舞節目《公社修起水電站》，被區政府選中參加樂山縣文藝匯演，我和楊宗遨馮玉文也被抽調參加，與來自安谷高中、太平鎮等地的隊員共同組成八區代表隊，在區里排練節目。楊、馮二人是樂隊成員，我負責整台演出的文字編排。前後將近一個月時間，白吃白住，結束時又開具參加調演的天數，蓋上公章，拿回生產隊評記工分。
這類吃革命工分的好差事，與鄉村中的「三大員」相比，民辦教師、赤腳醫生、售貨員，才真正叫人羨慕妒忌恨。這些工作，在外人眼裏，既輕鬆又無日曬雨淋，工分還天天都有掙的。知青剛下鄉時，正逢新建大隊小學，成立醫療站、大隊商店，都是從生產隊裏選調人手。選誰不選誰，雖然也考慮文化知識，醫療水平，但主要是憑關係。一句話，最後都由書記決定。下面社員固然也有不滿，卻無人敢於公開表示，至多也就曲里拐彎發發牢騷。原以為大隊會安排我當教師，結果無望，又覺得赤腳醫生我也適合，仍然只是南柯一夢。倒是大隊修建電站，沒忘了通知我，派我去打石場勞動。
去了一看，石場裏的工匠，每個生產隊都有，其中有個矮個子，麻臉，人稱楊麻子，來自四隊。此人是個話匣子，一肚子故事，手藝卻是基本沒有，打個睡幫眼，楔子插進去搖搖晃晃站立不穩，只能讓他做小工，打下手，工分卻和大家同工同酬。但一個石場，沒人煩他，原因是他天天都有故事，絕不重複。除了講評書，民間傳說，抗美援朝（他參加過志願軍），也講身邊的趣聞軼事。
我一邊聽故事，一邊學手藝。半月下來，連老石匠也詫異，我不但能打睡幫眼，就連技術難度很高的抬幫眼、背槽，也中規中矩。且我經過一年下來，受挑抬鍛煉，力氣大增，所以掄起大錘來，毫不吃力。石場開採石頭，掄大錘既是技術活，也是力氣活。特別是砸抬幫眼，人站在懸崖邊上，抬幫眼就在腳下距岩口一尺多高的地方，按一定間隔，橫向一排。掄大錘者將30多斤重的大錘舉過頭頂，口唱歌謠，吆喝一聲，砸在抬幫眼中的楔子上。一個楔子一個楔子的順序砸過去，再注意觀察岩石裂開的絲口，保持受力均衡。這種勞作場面，我曾把它寫成一首詩記錄了下來，至今還清楚記得：「巍巍石亘掌中岩，大錘一掄斷腰開。朵朵白煙串串火，迢迢鏗鏘送歌來。」手錘和鏨子，大錘和楔子，鐵與鐵相擊，冒白煙或迸發火花，是隨時可見的場面。至於石匠哼唱的歌謠，今天50歲以下的石匠只是聽說過卻已經不能唱了。但在當年，石場所在的山溝里，歌聲卻是此起彼伏。有時路邊有女人走過，掄大錘的漢子就唱：「么嫂兒吔，你好人才，懷中睡着對大白奶。」如同陝北原上的情歌，一唱起來就渾身舒暢，輕鬆了許多。仔細想來，石匠們也是有分寸的，他不唱妹子吔，你好人才，卻唱么嫂兒，是因為妹子是閨女，人物金貴，不能隨便亂唱。一旦結婚生子，常在田垻里哺乳，所謂金奶子銀奶子，結了婚就是豬奶子，是並不怎麼迴避的，可以拿來歌唱，無傷大雅。
下鄉第一年，我掙了3000多分。年終決算時，農民都說：「你今年要進好多錢喲！」他們按往年8角多的勞動單價計算，預測我要進200多元；我也暗暗竊喜，滿懷憧憬。等到決算下來，每個工日（10分）的勞動單價，僅值四角六分，除去口糧錢，我拿到手的血汗錢只有80多元，頓時大失所望。原因是這一年的改田改土特別多，它不創造產值，但這部分工分卻佔到了總工分的將近二分之一，你叫勞動單價如何能不遭遇腰斬！
這80多元，我後來拿它買了一隻天津產的海鷗牌手錶，還是寄賣行的二手貨，新表價格要120元。不過打開後蓋來看，嶄新鋥亮，戴在手上走時精準，從未清洗。
我在鄉下當了十年知青，不敢成家，一人供養自己。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考入大學才離開農村。10年前下鄉時，只帶了被蓋衣服之類的簡單行李；10年後返城，隨身攜帶的仍然是這些行李。十年的勞作，除了那隻手錶，並沒有給我增添任何財富。
2021年09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