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學的紅衛兵到大紅羅廠南巷20號抄家。他們在黃瑞五的房間裏搜出一個空子彈殼。黃瑞五解釋說空子彈殼是體育訓練中作射擊練習時留下來的。但是紅衛兵咬定他私藏有槍支。黃瑞五當然交不出槍來。紅衛兵就把黃家的人捆綁起來，命令他們跪在院子裏，開始用木棍和銅頭皮帶毒打他們。
黃瑞五的大姐黃煒班，是北京平安醫院婦產科大夫，她結婚後另住在外，這一天也被紅衛兵叫到其母親家中。看到紅衛兵毒打她的外婆、母親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傭人，她試圖婉言勸阻，不但沒有效果，而且被紅衛兵一起毒打。
紅衛兵三個小時的毒打，打死了黃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們是：外婆李秀蓉，母親陳玉潤，大姐黃煒班，家中的老傭人（姓名不詳），以及黃瑞五。其中黃瑞五、黃煒班、老傭人三人當場死亡，外婆李秀蓉、母親陳玉潤並未當場斷氣，但是稍後很快身亡。
黃瑞五的妻子汪克寬，當時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單位，因而僥倖免難。他們的孩子還只有一歲半，由一個保姆帶領。保姆機警，告訴紅衛兵她不是黃家人後，立即抱着孩子離開了黃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黃家五口人被打死後，紅衛兵從火葬場叫來車子拉走了屍體。屍體燒後，骨灰被丟棄。黃瑞五的妻子被命令遷出戶口。黃家的院子被沒收另用了。
黃家五口人在三小時內被打死，當然是極大的慘案。然而，更悲慘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個別偶發案件，而是和一大批類似的故事同時發生的。
例如，在黃家人被殺害的同一天，位於北京西城區的北京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到北京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住宅抄家，並且毆打朱醫生。朱醫生曾經當過北京平安醫院的院長，地安門東大街93號房子，是他的私產，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兒女和孫兒女。朱醫生的鄰居李叢貞，是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們都叫他「李大爺」。李叢貞老人見紅衛兵毒打朱醫生，上前勸說：「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他了」。由於這一勸說，李叢貞被紅衛兵一併綁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軍用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打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見李叢貞的頭耷拉下來，也不再發出慘叫聲，還說他「裝死」。接着，一個打他的紅衛兵，為判斷李叢貞是否真的死了，就掄起一把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他們見李的身體對刀劈完全沒有反應，才把李叢貞的屍體從柱子上鬆綁上卸了下來。李叢貞被打死後，朱醫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關押了兩個多月。他們被釋放時，他們的房子已經被佔用了。
例如，在黃家人被殺害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孫啟坤，一個退休會計，因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鋼鐵學院已經有一人被打死，他們離開家試圖躲避災禍。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孫菊生，是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物理老師，住在西交民巷前細瓦廠2號。他有祖傳的五間房子。孫啟坤到達時，孫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31中學和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抄家，並且被監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孫啟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區西單附近靈境胡同的居民告訴筆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輛平板三輪車從靈境胡同里拉出來十來具人的屍體，都是紅衛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麼多屍體在車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豬片摞在一起。」這位被訪者說。那時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輪車運生豬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溫季節，人們本來只穿單衣，被打死的過程中，衣服被打爛了，所以屍體幾乎形如裸體。儘管已經經過了三十年，這位被訪者仍然懷有極深的恐懼，為那一親眼目睹的恐怖場景，也為不知道說出事實是否會帶來麻煩的憂慮。
1966年夏天，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數千名居民，同時，把十萬居民強行驅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個區中，西城區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最多。西城區是北京的中心區。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於這一區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也都在這一區里。西城區不但被打死的人數最多，而且死亡數字遙遙領先於其他各區。西城區被打死的人數，幾乎相當於死亡數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個區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