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瑞五家住在西城區。在黃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城區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這是北京各區中最早建立的「紅衛兵糾察隊」，東城區、海淀區等區的「糾察隊」都是在其後模仿成立的。他們聲言「糾察隊」的功能是建立和維護「革命秩序」。「西城區糾察隊」當時名震北京甚至全國，被簡稱為「西糾」。「西糾」發出了十道「通令」。這些「通令」被印製成大張傳單張貼並且被編印成書，指導當時的抄家以及驅逐居民的行動。這些「通令」也散發到全國各地。「西糾」實際上成為北京甚至全國紅衛兵在那一時期的龍頭領導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黃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學的紅衛兵。8月24日「西糾」成立時，第38中的紅衛兵是發起單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叢貞大爺的紅衛兵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這個學校也是「西糾」的發起學校之一。他們在1966年8月25日，即西糾成立的第二天，在該校校園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師，以及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
「西糾」的其他發起學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中打死了校長沙坪和一個校外司機的妻子；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內打死了校長卞仲耘和附近飯館的一個18歲的女服務員，還在校外打死了七個居民。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三個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學紅衛兵打死了學校負責人華錦和8個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在六中校內中設立監獄，在那裏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學生王光華以及被抓來的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何漢成當時70歲左右，在西城區絨線胡同擁有房產。何家還有四人在被抄家時被打死。
西城區的高被害人數，無疑和黃瑞五家遭受的這種三小時內被打死五人的高強度殺戮，以及「西糾」各發起單位的高殺人率，有直接關係。
「西糾」得到文革最高領導人的大力支持。「西糾」的袖章是編有號碼的。他們為毛澤東制了「001號」袖章，為林彪制了「002號」袖章，為周恩來制了「003號」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林彪和周恩來都戴上了「西糾」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聞照片上，林彪和周恩來佩戴的紅衛兵袖章上印的「糾察隊」字樣都清晰明顯而突出。照片上的他們笑容滿面，興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見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內被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黃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後。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放了一份關於紅衛兵「破四舊」的文件，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文件中說，北京紅衛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沒收了50萬間房屋，以及黃金白銀等等。這些被當作紅衛兵的「功績」。文革領導者當然不屑於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無從知道黃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計算在此數字內。親眼見到1966年夏天的殺戮的北京市民說，北京那一階段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應該大於此數。然而，僅僅1,772也已經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
這一文件從未允許普通老百姓或者學者閱讀。文革後，中共中央發過一份1980年70號文件，在其「附件」中，有關於1966年夏天紅衛兵殺戮的人數等內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許發到「省軍級」，也就是說，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學者了解有關事實。文件說，附件只發到「省軍級」，是因為「附件」的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
為什麼1966年夏天紅衛兵殺害的人數要被算成「機密」呢？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中，當局實行的搜查沒收私人擁有的房產以及黃金白銀和外幣，可以看作是文革實行的一項新經濟政策，也是文革的社會改造計劃的一項內容。先不論這一社會改造計劃的對錯，需要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共產黨已經掌權17年，權力極大，這樣的目標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來做到的。為什麼要同時殺害如此巨大數字的和平居民呢？為什麼要用如此殘暴的手段－－發動組織紅衛兵來毆打折磨甚至殺害大批普通人呢？社會改造計劃的需要不足以說明1966年8月殺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發生的事實，證明這場殺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領導人以革命的名義殺害黃瑞五及其家人，殺害李叢貞、孫啟坤這樣的人，不可能用為了沒收私人房產來解釋。這樣的殘酷殺害只能說明文革的最高領導者想要建立的，就是一個由他們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會。與民主社會由人民來投票決定誰可以成為他們的領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領袖可以任意殺害黃瑞五那樣的普通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