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師傅姓許，中等個，少話。他教我燒焊使銼時，語調溫和聲音輕微，與周圍的環境很不協調。他的臉非常白，白得可見太陽穴上的青筋。在幹校一片勞動的棕黑中，他真正是個白面書生。他的白少半來自天生，多半是因長久被關押，據說關押他的地方門窗都糊了報紙。此前我覺得候補學員的壓力就夠大了，並不知道隔着幾步路還有人完全沒有行動自由。我從未明白過三大隊的「革命形勢」，只隱約感到那裏的人和其他大隊的叔叔阿姨不一樣，好像一個獨立王國。某次三大隊的成員當着二大隊幹部汪國清叔叔的面打人，汪叔叔制止。打人的說，我們打的是反革命。汪叔叔說：「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打。」因不滿被汪叔叔制止，有人告到上面，要求幹校不要參與三大隊的事情。二大隊也為抓五·一六點過一些學員的名字，但多是為了應付上面而不得不為之。後來我聽說，我師傅和小於等都是抓五·一六期間被關起來的。到我們參加進去時，那裏的革命氣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師傅還曾給我講牛頓三定律。黑龍江氣候嚴寒，當地人都貓冬，而幹校的貓冬是在政治學習中度過的。在機修廠時，我們都是在男同志宿舍參加政治學習。通鋪上坐滿了人，我們幾個青工是其中文化程度最低的。我聽「老九」們念文件和發言，也聽到他們脫口說出「猶抱琵琶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徑處處相等，摩擦係數處處為零」來取笑人。我當即驚為天人，更渴望讀書了。
幹校成員中最引入注意是文工團員，他們來自空政歌舞團，歌劇團和話劇團。
我們到達半年後，在貴陽又另組幹校，要從本校調一些人過去。當時很多人不想去，一個話劇演員就編了個劇本名為「有那麼一個星期天」，劇情是說服人去貴陽。劇中有四個角色，爸爸媽媽，兄妹倆個。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話劇團演員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劇團的劉痕叔叔，他原在「江姐」中飾演甫志高，演媽媽是喬和春阿姨，她也是歌劇團的演員。戲演完了，我「爸」就動身去貴陽了。很多年之後，再遇到他們，還說起這段故事。我不知道為何會參加演出，很可能因為我是文工團的後代，容易抓差吧。雖然我母親一貫地不贊成我參加演出，但那時她還處於後專政時期，無力管我。
冬天農閒時，幹校組織了一個宣傳隊，節目有歌舞和曲藝。我擔任上半場獨唱，曲目是畢業歌，另與三個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費氣力，但舞得不怎樣，完全是湊數。空政文工團的獨唱演員徐菲阿姨擔任下半場的獨唱。她唱民歌，還唱河北梆子。壓軸的節目對口詞的表演者是舞蹈演員辛某某和話劇團演員欒某某。辛XX曾於50年代在東歐的某個青年聯歡節上獲過舞蹈獎。我記得對口詞的最後一句是「跟着XXX永遠向前進」，此時辛XX從舞台右后角，一路翻到最前頭，落地後站得穩穩的，再喊出「向前進。」他的表演總贏得很多掌聲，須知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員啊。因辛XX的生活問題，其妻與之離婚，並視文工團為傷心地。但70年代後期，文工團招生，不知怎麼竟然招到了辛的女兒，孩子的媽媽也跟來了，還是一副很擔心的樣子。辛的女兒從小就瘦，總有些愁苦。後來她的演藝生涯並不順遂，據說還出了一點事故，真說不清算不算孽緣。
除了幹校宣傳隊之外，我還演過李鐵梅和小常寶，不過那兩場戲都是業餘之業餘。鐵梅的那場戲是與一個叫朱菲的女孩合演的《痛說革命家史》，後來因當地節目太差，我們還參加了縣級文藝會演。1970年底，幹校附屬衛東學校排演《沙家浜》，讓我演阿慶嫂的A角。B角是喬XX，1977-78年喬考取廣播學院，我也考取大學，我曾在公共汽車上碰到她。她畢業之後曾主持央視的經濟欄目，而她曾經的夫婿就是飾演郭建光的男生。幹校的小孩學員中出的名人還有馬未都。《沙家浜》的其他演員年齡都比我小，與之對戲，我感覺有點像過家家，沒有與空政的專業演員同台那麼緊張。沙家浜里最知名一場戲《鬥智》，演起來很能調動情緒，而最難的唱段為《風聲緊》。那段唱既長，又無人配戲，自覺有些吃力。我沒學過京戲，就像唱歌似地唱，因此人們都說我唱的是京歌。
演《沙家浜》時，我母親也從燒火工調任音樂老師。她教五線譜，她的課成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樂教育，因而被念叨了很多年。當時被調到衛東學校的還有空政歌劇團的周導演。我不記得他教過什麼，但他負責排演《沙家浜》。當時樣板戲已經看了無數遍，不但早已記熟台詞，連一招一式都記住了，排練的目的就是把早已爛熟於心的東西實踐一下。私下裏，我以為我知道怎麼導演，不過就是站位和動作表情的配合。
參加演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勞動，還能吃到好東西，遇見趣事。我看過烏拉草長長地飄動於鏡泊湖邊，養貂場裏鬼頭鬼腦的貂。人參種植園中紅紅的人參果讓我想起動畫片《人參娃娃》，悶罐卡車駛過結冰的湖面猶如俄羅斯小說中的場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個第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鋤禾，麥收，秋收，1969年在「拉練」中結束。在拉練中，我們體會了極少數已知的國際事務——珍寶島事件。我們進入了70年代，卻對人類已經登月全然無知！除了幹活吃飯，校內交往，這世界的其他一切毫無選擇地與我無關，而無關的生活一直持續至1971年秋冬。在那個冬天裏，除我這類非幹部，幹校的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了林彪事件。在他們進行更封閉的學習時，我依然混沌地當着豬倌。即將進入1972，我終於也知道了那個驚天的消息，從此即便愚鈍如我者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事。雖然當時人們仍然閉口不談，但私下又如何呢？或有人察覺到命運即將改變？或有人已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騙局？直覺？還是頓悟？
在紛揚不止的風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親丁伯伯頭一次被批准離開幹校去探親治病。在無人管束下，我，玉英，立立和立立的弟弟人人（他是4.12生的）喝着酒迎來了1972年。我們並不知道，僅僅半年，所有的人都動身南行。我和玉英最後落腳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當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來信和戎裝照，當時他正在越南進行着什麼自衛反擊戰。
40年過去了！我們上一代的幹校學員或已作古或風燭殘年。幾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幹校的老人，得知他記日記。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記，他說真的無甚可讀，若非今天幹了什麼活，就是開了什麼會。即便是同代人的回憶，我發現其中的許多雖已被簡化得缺乏細節，卻又被柔化得充滿了祖國花朵般的情感。何以那種感情依然？或許當時年齡太小，或許後來的生活乏善可陳，或許……
幹校歲月之於我是一段生活體驗。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的高潮期，也只有那幾齣戲和那幾首歌。對一個人來說，童年和少年的歌曲即便不是至關重要，也是記憶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時代只有那幾首歌，因歌詞太政治化，後來也無心趣再唱。若有選擇，我不會選擇那樣的生活。
初稿於2010年5月7日
改於201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