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幹校，幾乎頓頓飯都是高粱米飯窩窩頭，爛白菜土豆當家。勞動重，常常感到飢餓。當時我和母親分住在不同的集體宿舍，裝餅乾的木箱就放在走道里，我常去偷吃。後來老鼠也進去吃，我媽媽基本沒吃，不久就被我和老鼠吃光了。我記得幹校的伙食改善是1971年的冬天，那時精米白面黃豆早已自給自足並還上調北京了，但自給自足並不構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林彪摔死了，空軍隨之變天。此時幹校學員都鬆了一口氣，管理也鬆動了，原來持有的「伙食差更利於改造」的觀念也不被大談特談了。學員種的好菜，養的好豬羊，鴨子等又運不走，不吃做什麼？有了好東西，還要有人會燒。所幸那裏有好些人吃過好的，另有一些會做好吃的。兩相結合，幹校的伙食就蒸蒸日上了，接近幹校解散時，更有分光吃光的趨勢。我印象最深的是幹校殺鴨子，一些割頭鴨居然還能四處奔逃！
我印象中的割麥並沒有鋤禾那麼辛苦。這裏大概有兩個原因：一、聯合收割機負責收割大地塊，人工只管零星邊角。二、鋤禾需要長久地保持一種姿態，並要緊盯地面，很乏味，而割麥卻有些變化。磨鐮下地後，站在地頭，弓箭步拉開，一手摟過一把麥，盡力貼地齊根割，但若割得高一點也不礙事。麥收還有打爻子（即割下一把小麥打成捆麥的繩子），捆麥，堆垛，運麥。夏收的一個力氣活是運麥入倉，當時我同班的男生是一人扛一個麻包，大概二百斤左右，女生就要兩人抬了。
聯合收割機割麥要定期清理滾筒，這活兒多在午飯或下班時做。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夏，一位于姓候補學員進入聯合收割機內清理滾筒。康拜因手午飯歸來，拉鈴警示開機。過了一會兒，轟鳴聲起，收割機開動了。霎那間，機手感覺不對，立刻關機，可小於的雙腿已經被卷進去了！當人們把血肉模糊的小於抱出機倉，放倒在地時，他說：「我的手！」——他已經分不清四肢了。據說在那一瞬間，小於本能地抓住了滾筒倉內的鐵杆。若非年輕力壯，很可能卷進去的不只是他的雙腿。很多年後，我看美國電影「天堂歲月」，阿爾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攝出成熟的麥穗如火焰般地燃燒，麥芒和太陽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麥粒中的人體碎片。
小於被緊急送到鎮醫院，我模糊地記得幹校里的醫生也參加了搶救，幹校很多人為他捐血。經過搶救，他活了下來。大概是1975年左右，我在空軍總院看到小於。他坐在輪椅里，雙腿齊根兒沒了，人很瘦，臉上的紅潤已不見。短短几年，他就從意氣風發的精幹小伙兒進入了滄桑的中年。後來我聽說小於正奔走告狀，想獲得補償。幹校解散之後的五六年間，我也常常聽到原幹校學員去世的消息。
本來秋天收割大豆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機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場院裏急需脫粒入庫，於是就加了晚班脫粒。前半夜，我們數人合夥把豆棵叉成小堆，再推到脫粒器前。喊着號子，大家齊用力，脫粒機的地勢比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動就頗為省力也比較好玩兒。豆垛推到脫粒機前，再由站在機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堆，摔進機嘴裏。「餵入」這活兒力氣小了幹不了，因此都是輪流上陣。現在想起來有點兒後怕，若困了或沒站穩，跌進去怎辦？後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鑽進豆垛里眯一覺。再開工時，隊長就到豆垛里尋人。
除了這些勞動，學校還組織我們去當地的公社同吃同住同勞動（所謂三同）。那個村子是鮮族和漢族混住，我們幾個女生住在一個漢族五保戶老人的家裏。我只記得那屋內特暗，我們睡在土坑上，同時睡在土坑上的還有她的棺材。因氣候嚴寒，當地人洗浴有限，他們的身上和屋內多比較難聞，但鮮族卻相當乾淨。鮮族人睡地鋪，左右是臥室，靠中間的灶房燒火來暖地炕。他們的灶上坐着一兩口大鍋，黑色的鍋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擺放得乾淨整齊。記憶中的鮮族人比東北漢人更吃苦耐勞，特別是鮮族婦女。當地還出產水稻，人稱響水稻，那大概是中國大陸最北的水稻產地。稻子成熟後顆粒晶瑩飽滿，口感類似小站米甚至更好。後來幹校也開始種水稻，其指導就是響水大隊的鮮族老農民。種水稻最苦的活兒是插秧。東北春遲，插秧時水田裏還結着薄冰。赤腳下田先踩到冰，繼而破冰而入，雙腿冰得通紅，有時冰凌還會在腿上留下劃痕，這時可別起風！隨着多人跳入和勞動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氣和攪動中液化消散。
4.
一九七一年初，我初中「畢業」被分配到幹校的製藥廠，後來製藥廠解散，又被分配到機修廠。機修廠屬於幹校的三大隊，這個大隊原為空軍第一研究所，學員絕大多數是男性。這些畢業自北航和哈軍工的知識分子（當時自稱臭老九）先被全體下放到嫩江，嫩江幹校解散後又合併過來。三大隊的人也發軍裝，但他們穿得非常襤褸，好像故意在宣洩着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