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期間，我和我的她與校文工團楊老師（前排坐者）的合影
我是1967年上的小學。這個年代大家都知道，那個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切有關文化的秩序、概念都已混亂。不像現在的孩子，從一上學就被灌輸要上名牌大學，有的甚至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起跑線」的「搶跑」。
而我在那個時候，只知道中學畢業就要面臨上山下鄉，運氣好的，比如已經有哥哥、姐姐上山下鄉了，或者是家裏的「獨苗」，就可以留城裏上班。
還有個好的去處就是當兵，這在當時是最熱門的了，但不是人人都有這機會、這路子的。還有個別有藝術才能的，可以往文藝團體努力。
我當時參加了上海市黃浦區工人業餘合唱團，雖然當時我還是個沒畢業的中學生。記得當時有不少部隊的文藝團體來我們合唱團招人，那些已經當了「工人」的團員也都積極地報名。
此時我正面臨畢業，他們問我，去文工團和上大學，我如何選擇，我竟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當時我還真不清楚上大學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記得在我高考完等待發榜的時刻，聽我父親單位的一個技術員（他上過大學）跟我說，在大學他可以一次從圖書館借八本書，可以這麼隨心所欲地借書、讀書，成為我當時嚮往上大學的一個理由。
我是1978年從上海市浦光中學畢業，要不是趕上了恢復高考，我自己心裏都已經認可了上山下鄉的這條出路，以為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但面臨畢業，大學開始招生了，我們浦光中學開始了備考的一系列措施：開始從全年級14個畢業班裏通過考試分出兩個提高班，集中優秀教師教課；再後來又分出文科班、理科班，向大學「突擊」。
因為我當時還算是個愛學習的學生，也就亦步亦趨地跟着學校的安排，順勢進入了高考的節奏。由於學校動手及時，措施得力，浦光中學在78級高考中成績突出，上大學人數在上海黃浦區名列第一。
多少年以後的一次聚會，我當時的文科班班主任張正康告訴說，我的某科（不知是地理還是政治，記不得是哪科了，腦子已經呈現退化的徵兆）單科成績在全區也是名列前茅。後來我想，要不是趕上了好時候，如果當時我已經下鄉了或是就業了，我也許就沒有這種上大學的念頭了，肯定就會錯過我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了。
說實在的（別笑我孤陋寡聞），在我填寫大學志願之前，我都不知道北京還有這樣一所學校叫中國人民大學。第一次填志願時，名錄上還沒有人大的名字，可能當時中央還沒有決定恢復人大。
填補充志願時，作為文科生的我，上海及上海周邊的文科學校名額都已經搜刮殆盡了，我的很多同學的志願欄里都空着，這時發現了一個名叫中國人民大學招收文科生，我順手就填寫了進去。
嘿嘿，就這無可奈何的一筆，讓我跟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繫結了緣，我被她看上了，錄取了，從上海來到了北京。記得當時學校去北京站接我們的車走長安街，路過天安門廣場時，我透過車窗興奮地、久久地盯着那座在歌里曾唱過無數遍的城門樓子。
懵懵懂懂撞進的這所大學，校園不那麼美麗，既沒有湖，也沒有塔。校舍不那麼寬綽，我們住的紅一樓，一間屋子剛好能塞進四張上下鋪，八個大小伙子的人氣把個小屋充盈得滿滿當當。設施不那麼完備，學生食堂遠在校園西門，而我們宿舍及教室靠近東門，走一趟單程需要15分鐘……
這一切都沒啥，因為人大有我優秀的教師和同學，他們成為我人生的良師益友。最重要的是，在這裏我遇到了與我相愛、相伴至今的妻子，您說這不是人大給我的最完美的禮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