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她提出讓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說："毛誠同志，現在我沒法找他談，一方面是我已成為懷疑對象，一談更使他懷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會聽我的。你能否找他談一談?"她也表示為難。就這樣，我們議論了一番，誰也不敢去找康生，因為我們知道，找他談這些，自己被懷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會接受的，說不定還會把運動搞得更大，以顯示自己是正確的。懷疑的人豈止我們二人，只是都不敢說出來而已。
我自己的問題一直拖到七大召開前夕才得到解決。
運動中，我漸漸地被靠了邊，到七大召開前就什麼也不讓我參加了。我是七大候補代表，別人都發了七大文件和學習材料，而且每天有半天時間集中學習，而我不僅領不到文件，學習也不能參加。這時自己的思想負擔大極了。
七大召開前夕，康生在楊家嶺召集棗園的幹部匯報工作，我也參加了。許多同志提出七大以後要離開棗園到根據地去工作，我因為背着包袱，坐到角落裏沒有發言，被康生看到了，他點着我的名說："李逸民同志，你還沒有講話，別人都說要走，你怎麼樣?"我這時才開口負氣地說："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我不參加七大了，我現在就可以離開，請你批准。"
他一聽我話里有文章，就說："你現在就要走，好啊!你既然說起來，咱們就把問題說開。"他打開辦公桌的抽屜，拿出幾份材料，說："你既然說要走，這裏有幾份黨校寫的材料，你先看，我再發表意見。"
我仔細一看，一份是董啟文同志的，他在抗大做過我的助手，運動中被整成"復興社份子"，還作了典型發言，末了問他還有什麼好朋友沒交代，他說："還有李逸民同志，在抗大我們關係最好。"
就這一點，他們就在材料上批上我是領導董啟文的；還有一份材料是一個叫黃振球寫的。1942年我去棗園時曾找他談過話，想讓他和我一起到棗園工作，他不願意，後來也就算了。
運動中，他承認自己是特務，並說："李逸民同志曾找我談過話，不知什麼意思。"意即我勾結他；還有一份是我在監獄的難友張惟楨同志寫的，說我在獄中表現好，而張自己被打成"叛徒"，所以我也被懷疑上了。這時才真相大白，就這三份材料，使我差點失去參加七大的機會。
我看完以後，康生發表了一通議論，最後說："我們棗園的同志都是審查別人的，自己被懷疑一下有什麼不好啊?"我說："我的歷史過去沒審查過，現在全面審查一下很好，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可以找人證明。"他傲氣地說："現在沒有時間了，我也沒有時間聽你報告。"
其實，我的問題這時已有李富春等同志組成的七大代表審查委員會審查清楚，不久，李克農同志的秘書羅青等同志給我作了沒有問題的結論，並由李克農同志通知七大秘書長任弼時同志，給我發了文件，問題總算解決了。
當年曾被送入西北公學接受審查的布魯的夫人呂璜曾於1997年9月在延安接受過我們的採訪，她回憶道：
1943年夏天，西北公學已抓了1000多人。西北公學的校址在棗園的後溝，前面是中央社會部，溝掌是社會部的監獄。被送到西北公學的人，雖然名義上還不是關監獄，但和坐牢也差不多，進去的人都要被搜身，連縫衣用的針都被搜走了，而且整天都有積極份子監視著，沒有行動自由。
記得這一年8月的一天，學校通知我們開會，這是一場坦白大會，會址在後溝里的一個禮堂旁，這個禮堂旁有一塊不小的平地，但根本容納不下那麼多"特嫌"份子，於是周圍的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
大會開始前，從後溝掌的監獄裏被押解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實味，緊跟其後的是吳奚如、於炳然，他們都帶著腳鏈手銬。這些人每過一個，會場的人就高呼"坦白從寬"之類的口號。
李克農
坦白大會由李克農主持，他首先發表了講話，號召大家自動坦白。李克農講話後，一批人被積極份子推拉着上了主席台開始坦白，不長時間，主席台上就站滿了人。我抱着孩子站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我扭頭一看，身後稀稀拉拉的已經沒多少人了，人都被拉上了主席台。
不知是因為我抱着孩子，還是別的原因，積極份子沒有拉我上台。李克農眼看着主席台上已經站不下人了，於是他走上前宣佈說，不是自動上台者可以下去，自己先反省，反省好了，再上台來坦白。
聽了這話，台上的人你看我，我看着你，誰也不作聲，誰也不敢動。這時站在台邊一位姓王的學員，因為他是被積極份子們強拉上台的，加上離台下近，所以哧溜地溜下了主席台，蜷縮著身子蹲在主席台前。
那些積極份子發現後，馬上又連拉帶打地把他重新拉上了台。當時他的臉色死灰死灰，非常難看。過了一會兒，他在台上撐不住了，要求上廁所，說是上廁所，其實哪裏有廁所，跑到山坡上看不見人的地方就能大小便。
在積極份子的押解下，那位姓王的學員上山後，乘着積極份子不注意，突然轉身跳下了幾十丈的山崖，當即就摔得七竅出血，悲慘地死了。當時的場面十分駭人。
在西北公學被關起來的日子裏，我最欣慰的是我的孩子反而比自己帶著好了。因為當時西北公學有100多位女學員，而且大都有孩子，而在西北公學其實也沒有什麼學習任務，除了交待問題就是生產勞動。
被送到西北公學審查的有1000來人，這些人住的土窯洞並不是事先就挖好的，而是去一批自己給自己挖一批窯洞。住的問題解決後，又在附近的山坡上開荒種地，自己給自己解決吃的問題。我們這些帶孩子的人，在生產勞動中自然有很大的拖累，就是想表現都表現不成。
於是學校決定辦幼兒園，吳德親自擔任園長，園址就在棗園溝口。過去我自己帶孩子時，由於工作忙，沒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頭，像麻杆一樣。放進幼兒園才半年，孩子一下就長胖了，也長高了。我心想，我自己的冤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補償，這也是一種安慰吧。
1944年4月份，我的問題由葉帥夫人曾憲植親自做了結論。結論是既無政治問題，也無歷史問題。於是，我就被從西北公學放了出來，重新回到了邊區保安處。由於我的丈夫布魯此時在綏德分區保安處，所以我又被派到綏德保安處，去做綏師審干運動的總結工作去了。
中央警衛團雖不是保安機關，但它卻是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擔負特殊使命的保衛部隊，這支部隊理應受到高度的信任，但在審干運動期間，就連這支部隊也能審出大量的特務，實在是天下奇聞。
誠然，李逸民、呂璜的回憶，師哲、布魯的奇特經歷，以及張宣在保安處監獄的所見所聞使人心情沉重而又難以置信。而原中央警衛團幹部王真，一位歸國華僑的坎坷命運，卻更使人備感心酸。
1940年，僑居泰國、有着優裕生活條件的王真離家出走，回國參加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經昆明、重慶等地輾轉來到了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那年他才22歲。
1941年，王真從陝公畢業，被分配到中央警衛團擔任文化教員。中央警衛團是直接保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部隊，能在這裏工作，在政治上無疑是被高度信任的。因此王真感到十分的驕傲和自豪，工作積極主動，熱情高漲，意氣奮發。
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1943年夏秋，審干和搶救運動的狂飆巨瀾竟然也不放過中央警衛團這塊淨土。1000多人的中央警衛團，共有30多位幹部，其中20多人被打成"特務"、"特嫌"，還有2人甚至被送到軍法處，佔到了幹部總數的80％以上。
王真因為是歸國華僑青年，所以自然被打成"外國特務"遭到隔離審查。當時在延安的歸國華僑青年幾乎全被"搶救"。
如1942年春，中央成立了由朱德、葉劍英領導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為了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海外工作委員會抽調延安各單位的30多位歸僑青年，舉辦了海外工作研究班，準備培養一批海外工作骨幹，然後再派出去開展工作。
可這個班剛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審干和搶救運動，結果這個班的成員幾乎全部被打成特務，最後還是葉劍英親自給他們甄別平反的。
中央警衛團政治部有位秘書原是張學良的通訊員，"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的部隊選派了一批軍官來延安要求中共培訓。學習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主動留在了延安，政治部的這位秘書就是其中之一。
審干運動中，他卻被指控為"張學良的特務"，原因很簡單，既是張學良的通訊員，當然是張學良的親信，前程錦秀，有着燈紅酒綠的生活，可為何要留在延安?為何要過這種艱苦的生活?惟一的解釋就是為張學良、為國民黨搞情報，搞破壞。
這位秘書渾身長滿嘴也說不清、道不明。他憤懣、委屈、痛心，滿腔熱情，一片赤誠，拋棄常人難以拋棄的榮華富貴投身革命，竟落下如此下場，遭到如此的踐踏，他的心碎了，乘着看守不留神，把自己運動員的體魄(他是優秀的籃球運動員，打中鋒)和自己的千古奇冤一齊吊上了一棵小樹，用寶貴的生命來表達一個熱血青年的清白與忠誠。
中央警衛團竟搶出如此多的"國民黨特務"，不能不引起分管中央警衛團工作的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他的極大懷疑。中央警衛團如果有這麼多的特務，中央的安全、黨的領袖的保衛豈不成了兒戲!於是，他將被打成"特務"的王真等20多人全部找去談話。
李克農用懷疑的眼光望着他們問："你們真是特務?!"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既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說是吧，人人都清楚，自己的確不是，再說能到中央警衛團工作的都是經過組織嚴格審查的；說不是吧，自己又都是親口承認過的，於是大家誰也不說話。
具有豐富反間諜和政治保衛經驗的李克農一眼就看出了他們的心思，而且作為中央社會部領導，他也壓根兒不相信，中央警衛團會有這麼多特務，如果真是這樣，那中央社會部豈不成了飯桶?
而誰都知道，中共的政治保衛部門歷來都是強有力的，是赫赫有名的，令敵特們聞聲喪膽的。於是他和藹又不失嚴厲地說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實事求是，忠誠老實，過去說錯的也可以改嘛。"
聽了這話，大家懸著的心才落了地，紛紛吐出了自己的滿腹苦水，李克農聽完之後，感到問題嚴重，立即指示中央警衛團停止搶救運動。
由於李克農的明察秋毫，王真免除了牢獄之苦，他不僅很快被平反，而且還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宣傳股股長，政治生涯似乎又開始充滿光明。然而，命運的捉弄，卻使王真建國後再次飽嘗了人生的磨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真從太行山來到了首都北京，進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應該說他的華僑身份，在這樣的部門工作是如魚得水的。然而平靜的生活僅僅過了十年，災難就再次無情地光顧了他。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以及8月2日到16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大躍進和農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
然而7月14日，彭德懷元帥的一封給毛澤東的"萬言書"，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引發了一場災難性的政治運動。隨後反右傾的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300多萬幹部和黨員遭受到重點批叛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而王真又"有幸"成了這300多萬中的一個。他在中聯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並受到了嚴厲的處份。
文化大革命中，命運多舛的王真再次遭人污陷。有人別有用心地在他家門口貼了一張撕破了的毛主席語錄，然後將他騙出，當他走到門口時，立即就有一群人圍住了他，說他撕毛主席語錄，對毛主席懷有惡毒的讎恨心理。
加上他1943年在延安的這檔歷史遺案和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下動機結果都有了，他被毫不猶豫地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新賬老賬一起算，被押送北大荒勞改了三年。在延安僥倖逃脫的牢獄之苦，現在終於補上了。
1970年，王真所在的北大荒勞改隊宣佈撤銷，上級對他們這些勞改人員的處理是有家回家，無家的回單位。王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的妻子被迫與他離了婚，帶著兩個孩子走了，所以他無家可歸，只好回中聯部。
可是勞改隊的"犯人"都被接光了，中聯部仍未來人接他。他萬分焦慮，連向中聯部發了三封信人催問，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不得已他斗膽給當時正紅得發紫的康生和陳伯達寫信(康生當時在中央分管中聯部工作)，沒想到康生竟然收到了信，而且還在信中做了批示，要求中聯部派人將王真接回北京。中聯部接到康生轉來的信和批示後當然不敢怠慢，很快派人將王真從北大荒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中聯部政工組負責人找王真談話，對他說："關你去北大荒勞改看來錯了，但查清你的問題需要時間，現在部里也不好給你安排工作，你還是到部里的'五七'幹校先待一段時間吧。"
就這樣，王真又像踢皮球一樣被踢出了北京，雖然這次比較溫和，但卻再也未能回去。
中聯部的"五七"幹校設在河南省周口地區任丘縣，到幹校後王真萬念俱灰，很快就與當地的一位婦女結婚成家。"五七"幹校撤銷之後，領導上又對他說："你年紀大了，回部里也不好工作，又在這裏結婚成了家，乾脆就留在這裏退休吧。"
被政治運動折磨的似乎已經麻木了的王真，什麼也沒有說，也無話可說。於是他就死心塌地地留在了這個偏僻的小縣，如今還平靜地生活在那裏，由縣民政局發工資，在縣老乾局過組織生活。
也許，他在北京的兩個兒女能給他淒涼的人生增添一點色彩和安慰吧。他的兒子已是北京一家飯店的總經理，女兒在北京民航工作，1988年他參加"延安大學老校友回訪團"，從北京到延安的費用就是兒女資助的。只有說到他的這兩個兒女時，王真那飽經滄桑的臉上才露出一絲溫馨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