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警告說："寬大是有限度的，這一點要嚴重注意。"與發下文件同時，看守所院內和窯洞裏風聲日緊，日夜有人們的匆促腳步聲、開門上鎖聲。
一天早飯後，哨兵忽然打開我們的窯門，叫我們出來站在院子裏。出乎我們意料外的是：別的窯門也都打開了，從那些門裏走出許多平時不許見面的別的"在押人"。這些人一個個臉色蒼白、麻木，不知所措。院裏院外增加了武裝人員。
本院"在押人"約四五十人都出來了，看守人員發令，讓我們一組接一組，成一路縱隊，在兩旁武裝押送下走出院門。出了這個院子，同別的院裏的"在押人"隊伍會合。逐漸加長的隊伍走到山下，立定，聽一個幹部講話(我聽不見講的什麼)，然後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邊區政府禮堂。在禮堂肅靜的空氣中，我們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抬頭看到，主席台上貼的一行大字："邊區系統搶救大會"。
這種"搶救大會"已經開過一次了，那一次，保安處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分，聽高崗殺氣騰騰的講話，說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已經遍佈全邊區。他舉了幾個例。其中之一就是"混進黨十幾年的老特務張宣"。
他批評黨員們"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憑特務到處破壞。現在黨中央給大家敲起了警鐘，務必把一切暗藏特務清查出來，並給予出路。搶救大會就是一個公開的範例，坦白從寬，回頭是岸，把願意改惡從善的特務搶救過來。大會之後，各機關單位都要行動起來，搶救你們那裏的失足者。
參加那次大會的人，後來在看守所認識了我，對我這個年輕的"老特務"感到很吃驚。
我們這次參加的是第二次大會，保安處的在押人幾乎全部來了。今天高崗沒來。主持會議的人號召："各單位的共產黨員要帶頭坦白。"
我聽到這話大為驚訝，因為在這裏，共產黨員和特務幾乎成為同義語了。在這種號召下，各單位與會的人就互相"格吵"起來，互相動員鄰座："你坦白嘛"，"你該坦白了"，"請帶個頭吧"……於是有人申請"坦白"了。主席就大聲詢問："是哪個特務系統?"回答是各種各樣的，有CC、復興、汪(精衛)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
報過名的各品種特務都被請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長凳上就座，胸前被戴上大紅花，以示"坦白光榮"。
這一天，約20個人享受這種榮譽。其中一個是我的四川大學同學、地下黨員，正在邊區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黨員中唯一獲得這種"光榮"的人。
這位擅長演說的同志在大會上還作了"坦白報告"，他說："和我一起進入邊區的偽黨特務有一百多人，我們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現，但現在看來，都不過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為人家看不見，其實黨早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話引起了全場的笑聲。
這個同志後來平反後，工作有成績，也受過不止一次的政治折騰，同志們早已原諒了他這一次不光榮的"坦白"。
這一天，保安處也因這位某某而露了臉。回去就把他從窯洞裏調出來，參加直屬於偵訊科員楊剛的一個"研究組"。保安處長周興趁熱打鐵，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會，讓一個陝北老赤衛隊、老鄉長賈志潔在會上"坦白"。
老賈一派陝北農民幹部本色，"坦白"時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說他被境外的國民黨"突擊"成了特務。他是用陝北的生動口語進行演說的能手，難怪周興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場動容，收到良好效果。
周興當即走過來同他握手，鼓勵他，安慰他，並且講話說："賈志潔畢竟是農民幹部，經過土地革命鍛煉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麼真誠!你們都要學習他。黨的寬大政策不會虧待賈志潔，也不會虧待任何一個向黨坦白交代的人。"
賈志沽的"坦白"也使我感動。在此以前，我一直認為康生之流是在無限誇大敵情，賈志沽的事例使我考慮到另一方面：一個蘇區的鄉長、老赤衛隊員，竟然一夜之間被境外的敵人"突擊"過去，埋藏在黨內多年，這的確是很可怕的。那麼，荒唐的"搶救"不是也有一點理由嗎?
大約一年之後，賈志沽編到我所在的小組。我諒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漸接近。那時，大家早已學習過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關於"甄別是非輕重"的報告，言論禁忌比以前少了。
在一次小組會上，有人提到賈志沽那次在全體大會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來。他說，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編造出來的，因為當時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來。今天他又哭，卻是一種深深的悔恨，一種對自己的譴責：受過黨多年教育的人，怎能這樣說假話，欺騙黨?
一年時間中賈志沽的兩哭說明什麼?它說明，要頂住以黨的名義，用封建專制的方法，"群眾性強制"的手段推行的錯誤政策，是十分困難的，是使革命者萬分痛苦的，是對共產黨員純沽黨性的嚴重扭曲。它還說明，即使像我這樣身受其害、並不輕信的人，在這種有系統、大規模的騙局而前，也有時會受到蒙蔽。
賈志潔平反後到了延安大學工作，我和他此後有了長期的接觸，覺得他吃苦耐勞，搞總務工作稱職，所以1950年我到蘭州擔任西北民族學院副院長時，就把他調到那裏當總務處副處長。1952我受到陷害，離開民院以後，老賈繼續在那裏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處長、副院長。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擔任黨委書記、院長，同老賈又共事一年。賈志潔77歲時離休，80歲時因心臟病半夜突發逝世。這個同志的一生，證明"審干"和搶救運動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當然，工農幹部被"搶救"只是一種偶然現象。在保安處，在棗園，在各單位被關押逼供的，絕大部分是知識份子。
保安處的"在押人"從參加"搶救大會"開始，原來的高度保密狀態就降了一級。回來以後又降級，逐漸到了半自由狀態。這個過程經歷了幾年時間。開始，監窯的門打開了，院內可以見面、來往，哨兵退在院門外。以後門外的哨兵也撤了，在鳳凰山環抱的山腰上有幾個崗哨監視着看守所各個院子。我們經允許可以到別的院子去。後來，保安處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藝術人才豐富的特點，為保安處及其上級提供文娛和宣傳服務，建立了由"在押人"組成的宣傳隊。這時，宣傳隊員可以整隊下山。再後，親人可以來保安處探視，個人也可以請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須回來。這些逐步開放、逐步增加的自由度，是隨着保安處任務的變化而實行的。
從邊區系統"搶救大會"回來，保安處就要擴大大會的影響和"戰果"。各個院子的"在押人"奉命舉行院內的"搶救大會"，鬥爭本院的重點對象。參加這種鬥爭會的"特務"和"准特務"們都是整風中的過來人，都有被鬥的經驗，知道應該怎樣"鬥爭"。他們是願意為黨、為保安處立功的，他們鬥爭起自己的難友來，精神十分飽滿，火力特別強烈，自然也就會有某些"戰果"。
一兩年後，時勢變了，這些人敢於說出自己當時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務，但特務肯定是有的，危害極大。我以外的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務。不然黨怎麼會把他們抓進來?黨是實事求是的，一時冤枉個別人固然難免，但冤枉這麼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在眾多的特務面前，只有聽黨的號令，勇往直前鬥爭他們。
在這些特務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務身份，以免被他們鑽空子，助長他們抗拒交代的氣焰，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就在諸如此類善良而糊塗的動機下面，院子裏的鬥爭會開得熱火朝天，口號、吶喊、訓斥之聲，不絕於耳。保安處審訊科派到各院組織領導的人員非常高興。各院調出"坦白"較好的人組成"研究組"，每天開夜車寫簡報、整材料。
這些人作為審訊科某個科員的耳目和手足，有時也起某種"智囊"作用，替他們設計對那些鬥爭對象如何進攻，得到"戰果"(即壓得對方"交代"問題)以後，又怎樣"鞏固戰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這些人能夠和審訊人員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個美孚油桶的蔥油湯麵，比窯洞裏的飯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這個院子裏，我所得到的"殊榮"，就是第一個上這種鬥爭會，鬥爭的火力比西北黨校白天大會大大地加強了，也比那時夜間的"突擊"更加震動耳膜。"在押人"中那位邊區老詩人高敏夫義憤特高，衝上來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楊剛興致很好，稱這是"高級形態的鬥爭會"。可是，它的結果也還是與西北黨校一樣，也就是沒有結果。
我也參加過鬥爭別人的大會，其中印象較深的是鬥爭胡采的大會。大家分析，他是從蔣介石廬山訓練團出來的大特務，他不承認，於是滿場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不覺得可笑嗎?自己也都是"敵人"呢!)有人從院子裏拾回一塊半截磚，準備"砸爛他的狗頭"。不過，這種話可以喊，這種事還是不允許做的。
保安處為了組織這種"群眾性"鬥爭，就要調整在押入的組織管理。關起四五個人一窯的小門是不行了，需要實行第一次的解密。為了調整組織單位，就要在院內各組中間交流成員；還要打開"院"門，在幾個"院"之間實行交流。保安處看守所各院分佈於鳳凰山前一大片坡上，佔了好兒層窯洞，各院編了字號，有"保"字號、"看"字號、"紀"字號、"嚴"字號等等。經過調整，各號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號關"女犯"，"紀"字號關"大特務"，"嚴"字號有懲戒性質，其他號則比較一般。不過事實上，從打開院門以後，除了"嚴"字號外，都不興關門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搶救"的鑼鼓停了，邊區的生產運動開始傳入我們這些坐吃公糧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們組織起來紡毛線，織毛毯，制肥皂，上山開荒、燒木炭，為此還蓋了兩間工廠，又對各院、組成員按生產能力和產業進行了一些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