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開始甄別，1945年平反、釋放了一批人。因為當時抗戰進入反攻和勝利階段，各敵後根據地急需幹部，所以這些同志也就被調出去工作，留了個"繼續調查"的後遺症。保安處的在押人數逐漸減少，便接收了一批原來關在棗園的中央系統的人來補充。這些人不享受我們的半自由，仍然關在鎖了門的窯洞裏。我們也不能去他們那個戒備森嚴的院子。當時我們以為這一批人大概是甄別出來的真特務了。但若干年後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於炳然，還有後來被錯殺的王實味，至少這幾個人不是特務。
經過近三年的廝棍，我們這些"在押人"漸漸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被編在"紀"字號，成為"大特務"之一，所以對於一些"大特務"更加熟悉，其中有些是我永遠忘記不了的同志。"大特務"中，有一些是已經在保安處關押多年的"老號"。其中，錢維人同志是使我最為驚訝的。
三年前我在宜賓做地下黨工作時，讀到過延安出版的黨內刊物，就對延安破獲"大特務錢維人"的報導印象很深。據報導說，他是國民黨派遣到延安的，混入黨內，當了邊區公路局長，利用職權大肆破壞邊區建設，被捕後供認不諱，被法院判處死刑。這真是一篇使地下黨員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好教材。但我在保安處和他見面了，有段時間同住一窯。
我既知道他沒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務，他是受了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的羅織陷害。三年之後他被平反釋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學教書，後調回公路戰線，恢復了黨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幾次在醫院和交通部內他的宿舍見到他。他已經患了晚期腸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趕寫揭發康生罪行的最後申訴。次年，他逝世了。
1980年，中央做出了開除康生黨籍的決定，其中有幾件罪行材料，就是維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當時保安處女監中的"老號"，平反後和維人結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當我在保安處第一次見到這個"大特務"、死刑犯錢維人時，我驚訝極了。相處之後，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受了這麼大、這麼久的誣陷迫害，對人還是那麼和善，那麼體貼，那麼誠懇，顯示出寬廣的胸懷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體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臉色蒼白，皮膚浮腫，動作遲緩，平時戴個大口罩，兩個膝蓋用破布爛絮包成水桶樣粗。這些都是長時間蜷伏在潮濕的土窯內不見天日的結果。
"大特務"老號中的奇人還有蔡子偉同志。他是陝西地下黨和蘇區知名的領導幹部，1936年被高崗誣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華報》上公佈過。知道這件事的人，在保安處見了他，也是十分驚訝。我原不知道這件事，卻從較長時間的相處中認識了這位革命長者。
他是藍田人，大高個兒，絡腮鬍，胸無城府，對人非常熱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談，笑聲朗朗。邊區政府把蔡子偉、錢維人關押多年，這兩件壞事也有好的、值得嘉獎的一面，就是終於沒有傷害他們的性命，把這兩個好同志保存下來了。子偉後來和維人先後平反釋出，調到延安大學。
子偉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書記，領導並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國解放後，他任過西北農業部長、國家農林部副部長，約在70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線，後來離休。子偉十分喜愛勞動。年近80還光着膀子在院子裏拿條帚、鐵鍬，從事園藝和清掃。
林里夫
"老號"中的奇人還有林里夫同志。他1929年在日本東京入黨，曾被捕入獄，後被驅逐回國。他曾任北平西城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到延安後任陝北公學教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秘書等職。後被批"右傾"，關進保安處多年。
這個同志愛好理論，常思考各種問題，有鮮明的個人見解。他的個性強，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見到他時，他瘦得活像印度的聖雄甘地。與其他"老號"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黃髮亮，這是他刻苦鍛練，抓住太陽拼命曬的結果。
"解密"以後，他發現太陽對在押人價格低廉了，就在院內找了一個別人看不見的角落，脫得一絲不掛，躺在地上翻來復去地曝曬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脫皮了，又長出新皮了，新皮鍍成了金黃色，而且全身渾然一體，連褲帶的影子都沒有。
這個同志對毛主席的意見很大。別人談論說，毛主席制止了高崗殺人，停止了康生"搶救"，還是比較英明的。他說："什麼英明!就隔一個窯洞，把千百個黨員和群眾打成特務，他知道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急躁、固執的同志。這副可貴的性格也就決定了他坎坷的一生。
解放後他當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被打成了"右派"。70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見他和老伴帶着八個兒女住在一間小屋裏，大人小孩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內凌亂不堪，口裏仍然評陟世事，無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見了他，他已84歲，發胖，思維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與我差不多同時被抓到保安處的，有一批甘肅地下黨的骨幹，他們是搶救運動最早的受害者。這個運動就是康生利用年僅19歲的甘肅地下黨員張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訊逼供折磨，製造出甘肅"紅旗黨"的荒唐案件而開始的。這就是著名的"張克勤事件"。從此甘肅地下黨大量骨幹被捕，其中不少關進了保安處。
這裏有孫作賓、李鐵輪、陳成義、萬良才、馬爾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貧進民)等同志。這些人中，除李鐵輪平反後去了山東，再未見面之外，我和他們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誼最深的是孫作賓同志。他為人十分正直、誠懇、樸實，為黨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
這時卻被誣為"特務"、"兵痞"，抓了起來，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劉傑同志長期分離。後來放鬆一些，允許劉傑探監。老孫不滿地說："老婆又不是看的。"後來才允許她每星期六來留宿一次——這在延安叫做"過禮拜六"。作賓和我此後在50年代，70、80年代有過多次的密切接觸。
"紀"字號的"大特務"中，有一位白面書生，他是浙江地下黨的負責幹部，叫黃先河。在十年內戰中，他和粟裕大將一起領導過四明山的紅軍游擊隊，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這個同志性情柔和，態度靦腆，說話不多，誰也難於看出他的紅軍指揮員身份，當然更不會認為紅軍里有這麼一個暗藏很深的"敵人"。
但是，以康生為代表的中央"學委會"把這個"敵人""洞察"出來了。當然，黃先河堅決拒絕這種誣陷。但是他有一個大"弱點"，就是他的愛妻陳雪瑩。這是一位年輕、美麗、溫柔而又堅強的女共產黨員。"學委會"發現，這是他們進攻黃先河的突破口。她因為丈夫而被捕到了棗園。
經過專業人員百般審訊，她只承認黃先河是共產黨的好幹部、游擊隊的好領導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審訊人員說，黃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務問題，承認她是他的"特務下級"，但是小陳堅信先河，絕不交代"特務"。
末了，審訊人員宣佈："抗拒從嚴，判處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從後面開了一槍。槍是朝天打的，但小陳應聲倒地，昏迷過去。從此，她神情恍惚，說話缺少倫次。她仍然堅決否認先河和她是"特務"，卻認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務，懷着陰謀詭計，要傷害先河和她自己。黃先河被抓到保安處以後，無法處理陳雪瑩的棗園便把她也解到保安處監獄裏來。
陳雪瑩知道先河也在這裏，精神有所好轉。1944年保安處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隊，陳雪瑩被編了進去，常在歌舞隊員中出現，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從她總帶一些憂鬱和麻木的神態中，先河知道自己連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這裏，夫妻間也不能交談，只能"目成"。
後來，他們夫婦都"甄別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線，又迎接了全國解放。但是，陳雪瑩的病卻隨着形勢的好轉而加重。因為，在新環境裏，她接觸的生人更多，於是她那"被特務包圍"的疑心更重了。
她開始懷疑"特務"在她和先河的飲食里放毒，就不吃別人(哪怕是集體灶上)的飯菜，不喝別人給的茶水。各種中西醫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後發展到，她懷疑"特務"毒化了空氣，連門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見了。
當黃先河從外面回家，她也認為他帶回了"特務"的毒素。她因此不讓先河出門。這一點辦不到，她就捨棄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夠信賴和依靠的姐姐遠在上海的家，終年足不出戶、只吃姐姐親手做的飯，姐姐也為她謝絕各種交遊。
1981年，我見到獨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陳雪瑩這時已經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視着"特務"的破壞陰謀。陳雪瑩同志可算是毫無私心地堅持反"特"的一名共產黨員了，但她卻成了催人淚下的悲劇人物。
以上是張宣發表在2000年第4期《紅岩春秋》中的長篇回憶文章《鳳凰驚夢——延安搶救運動親歷記》中的一部分。張宣從1943年3月到保安處監獄，直到1946年2月平反出獄，整整三年時間，親歷和目睹了搶救運動期間，邊區保安處和保安處監獄中發生的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奇事、怪事和悲慘之事。
張宣在回憶文間中還寫道："近年，當時同難的曉晨、高梅同志和我共同回憶，保安處當時關押的人，現在或亡或存，解放後職務或高或低，包括後來運動中捱整而死者，姓名、職務可查的，尚有195人。當然這遠不是當時在押的全部。"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全部引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原文認真地讀一讀，相信讀完這位老共產黨人的回憶文章，任何人的心裏都是不會平靜的。
魯藝秧歌隊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盛況空前的秧歌運動曾使保安處紅極一時，當時延安的秧歌隊最火的是"魯藝家"，其次就數保安處秧歌隊，這個秧歌隊當年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機關學校，所到之處，無不"人潮如涌"。
與"魯藝家"不同的是，這支秧歌隊全部由"犯人"組成，胡河是隊長，迪之、程之等等都是其骨幹。胡河離休前是北京京劇院的院長，1938年16歲時加入共產黨，上中學時由於不滿學校的反動教育，在重慶加入了著名的"怒吼劇社"進行抗日宣傳，隨後又同劇社的4個年輕人從重慶到成都想奔赴延安。
因為當時形勢緊張，成都地下黨勸他們回重慶，其他三個都回去了，胡河沒有走，留下參加了旅外演劇隊在川西北進行抗日演出，演劇隊當時掛的是劉湘的名義。
第一次反共高潮時，為了保護革命力量，成都黨組織決定轉移一批黨員骨幹，此時恰好閻錫山在四川招收政工幹部，成都地下黨組織了這次招收工作，乘機把一大批黨員招進，共招了350人，其中一半是黨員，在寶雞徵得延安的同意，這批人就直接到了延安，進入澤東青幹校學習。
學習結束後，胡河被分到青年藝術劇院，1942年審干開始，由於他的特殊經歷，很快就被打成特務關進軍法處，一年後又轉到保安處。1943年秧歌運動興起後，保安處領導就讓胡河組織保安處秧歌隊，人員調遣訓練全都由他負責。
於是，胡河就認真地將其作為黨交給自己的重要任務來完成。好在保安處關押的人才有的是，加上嚴格的訓練，保安處的秧歌隊一出演就名揚延安，隨後他們就到處表演，一般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他們都是"犯人"，除不能與外邊的人隨便交談之外，秧歌隊隊員倒也沒有受太多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認真，也很放鬆，胡河的隊長也一直當到1945年9月，他完全甄別平反後，奔赴東北解放區。
1993年，延安大學五十五周年校慶時，71歲高齡的胡老率"老校友母校回訪團"回訪母校，在和師生聯歡的篝火晚會上，胡河曾忘情地帶著一幫老校友進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並和青年大學生一起圍著篝火扭了很久很久。一招一式，仍然是專業水平，那氣氛，那激情，仍然是當年的風釆。
筆者有幸目睹了他五十年後的表演，並由衷地相信，五十年前，風華正茂的胡老所率的保安處秧歌隊，一定是名符其實的"火爆"。當年這些戴着腳鏈跳舞的人們，竟能跳出那樣一份瀟灑，那樣一份豪氣，真令人嘆為奇觀。
中央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同邊區保安處一樣，也是當年延安審乾的反省機關，只是被審查者的所謂問題的嚴重程度似乎略輕一點。曾任西北公學副校長，後任全國政協委員、總參政治部顧問的李逸民回憶道：
審干開始不久，歷史比較複雜，社會關係又搞不清楚的懷疑對象就被一批批集中起來，送到反省機關進行集中審查，我校是集中點之一。各單位審查出來比較嚴重的人，一批批來報到了，有的帶著行李，有的沒有帶，一個個垂頭喪氣地到來，有的實際上是逮捕來的，說是來學習的，可是，誰都明白，災難在等待着自己。
隨着人員一批批的到來，材料也一批批轉來了。一下子，我校集中了300多人，增加了三個班。再看那些材料，有的比較複雜，有的也就是一些小事。
接着就要進一步審查了。一天，李克農同志把我找去，說："你那裏已經增加了許多人，那些人的情況很複雜，怎麼辦呢?我和康生同志研究，決定調吳德同志幫助你工作。"增加領導力量，我當然很高興。後來我才知道，因為我是白區來的，曾蹲過國民黨監獄，康生、李克農對我也產生懷疑，但這時還未說破，名義上是派吳德來幫助我工作，實際上是讓他一面工作，一面監視我的。不久，又派來了李世英同志。
我們學校500多人，只存下20來人沒有被"搶救"了，前面已經說過，我本人在運動開始不久，就已被打上問號，主要因為我在國民黨監獄中坐過10年牢，另外來延安以後，在一起工作的兩個同志在被"搶救"中"坦白"時涉及到我。
但是窗戶紙還沒有捅破，一面讓我參加學校的搶救運動，另一方面又派吳德來學校負責全面工作，實際上是來監督我的。這時我心裏矛盾極了，自己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覺得如果積極參加運動，也許被人懷疑是假積極，但如果不積極，更會被認為有問題。矛盾的心理，思想的負擔、痛苦的心情真是一言難盡，但是在當時情況下，能向誰訴說呢?
不久，我愛人也被懷疑了，她在北平參加過學生運動，加入民先組織，1937年又加入共產黨，在絕大部分人都有"問題"的情況下，她又怎能逃脫厄運呢?此時她正懷著孩子，生活需要我照顧。一天，吳德通知我說："李逸民同志，李克農等同志的意見，你應該和愛人分居，因為她有問題。"我只好說："可以的，不過現在不行，等她生了小孩，我一定讓她去接受審查。"事情暫時擱下，等她產假滿後，運動已基本結束，開始搞甄別了，她總算躲了過去。
在這個運動中，許多單位發生了死人事件，我們學校死了兩個人。人們也在暗暗頂著運動，例如有一個叫王演的學生，每整一次，他就寫一條魯迅語錄，什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等，就是不"坦白"，我們覺得他是個"頑固份子"。有一天他跳崖死了，他那個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我和吳德的窯洞對面，以示抗議。
隨著運動的發展，我逐漸對它發生了懷疑，能有這麼多特務嗎?我們的做法對嗎?但只能是自己腦中思考的事。一天晚飯後，毛誠同志來到我的窯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樣子，就問她："毛誠同志，你好像有話要說，你就談吧!"
這時，她才說出別人都不敢說的話來。她說："李校長，我看目前這個運動有點問題，哪有這麼多特務啊?"這事我心裏已經想了很久了，但對誰也沒說過，也不敢說，經毛誠同志這一談，我才知道別人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我們倆談開了，從運動的方法到具體人，什麼都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