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間，康生在寫給趙萬里的一封書信中提到了陳寅恪：趙萬里先生：多日未見，聞大小忽雷已購到，未知傳奇鈔本亦購得否？茲有數事請教：王靜安先生遺書久購未得，今書店送來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還好，索價一百二十萬。此書是否不易找到，價目是否貴些？記得似乎有一刊物說：陳寅恪先生對會真記...

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儘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銷。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着四條「難民紀」，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

康生在視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學校、工廠、農場、研究所、農業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這樣的評選標準古今中外都屬奇葩，而這也估計只有如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才能想出來的吧。

錢瑛是中共第一任監察部長，當初憧憬着中共許諾的新中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做了三件好事，卻成三道催命符。錢瑛至死可能都沒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百年真相》提供）1973年7月26日深夜，中共第一任監察部長錢瑛，在病痛和冤屈中悽慘離世。此時，她頭上還扣着叛徒特務的大帽子；中國這個文明...

1960年康生作為觀察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堅持秉承毛的旨意，與赫魯曉夫唱反調。1962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導致小說作者李建彤以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被關押審查，而牽連在內的共有6萬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殘忍可見一斑。

康生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在蘇聯悉心照料過毛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5歲的毛澤東想跟24歲的江青結婚時，不少人因為江青在上海男女關係混亂表示反對，但康生堅決支持；第三，康生在蘇聯待了四年多，親歷了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親自參加了一系列整人事件，有很多整人「經驗」，正好為毛所用。

梳理劉少奇冤案並分析其歷史背景，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文沒法論述劉少奇冤案的全部情況，只說說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我認為，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7月9日，毛在召見邵力子等人時，邵仍希望毛支持節育，但毛卻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在康生的直接指揮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圍剿馬寅初的高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佈滿了北大校園，連馬寅初的住宅燕南園36號也貼滿了大字報。

中共最後卻只處理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角色，而滕海清因中共中央認定「內人黨」是林彪和四人幫直接干預，康生與陳伯達授意、指使而造成的，滕海清只是政策的執行人，同時念及此前的功勳、貢獻，決定從寬處理，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自然與中共無法清算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澤東的原因是一致的。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1978年曾報請華國鋒，要求平反「內人黨」案。1979年11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下嚴重罪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之後，於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交了第二份報告。報告中指出：「在挖『內人黨』中，內蒙遭受的酷劫是駭人聽聞的，林彪、康生、四人幫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這一慘案的罪人！

「桃園經驗」開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江青三十年代的歷史我比較了解，當時她在上海當演員，和幾個男人同居過，緋聞比較多。尤其是1936年和唐納結婚後，不久就鬧翻了，又和別人同居，導致唐納在濟南、上海兩次自殺未遂，鬧得滿城風雨，一時間，這成為上海灘最大的緋聞。1967年，江青說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關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