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兩年後，重新審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向黃中奇的同學了解情況。當時黃中奇住在36齋（北大學生宿舍當時都稱為「齋」，文革中改稱「樓」至今）五層。黃中奇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受到批判鬥爭和看管，精神崩潰，爬上窗台要跳樓自殺，看管他的同學進行阻攔，發生了身體衝突。黃中奇情緒失控，揮動一把削鉛筆的小刀，劃破了一個同學的胳膊。傷情並不嚴重。被鉛筆刀劃傷的同學並無傷疤留下。但是黃中奇被作為「右派分子蓄意殺人」判處了死刑，還通報全國。只因為他是「右派分子」，劃破皮就和「殺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給「右派分子」「改正」時，也給黃中奇「平反」。其時他已經被處死20年了。
黃宗奇是「調干生」（即不是從高中畢業後升入大學，而是在上大學前已經是工作的幹部），在北大上學時已經結婚生子。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當架子工。給了他的兒子兩千元錢。這是北大為「反右」給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屬的最大的一筆「賠償金」—實際上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需要「賠償」，也沒有用過這個詞。當時用的詞叫「困難補助」。
上述校史記錄中提到的代表學校宣佈開除黃中奇的辦公室主任蔣蔭恩，後來調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文革中受到殘酷「鬥爭」，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當然，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懲罰的「右派分子」報復的結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進一層的更加殘酷的迫害，而一批領導了「反右」的幹部們，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六名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昭，中文系學生，1954年入學，1968年被處死；
任大熊，數學力學系教師，1955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70被處死；
顧文選，西語系學生，1956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沈元，歷史系學生，1955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吳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處死；
張錫錕，化學系學生，1954年入學，1975年被處死。
六人中林昭為女性。她生於1932年。她因站出來為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同學辯護而自己也被劃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聞專業58級（1954年入學），全班34人，劃了7名「右派分子」，佔全班人數23%。7個「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楊吉林，孫文爍，王國鄉，劉秉彝，趙雷。七人中兩個「勞動教養」，兩個「勞動考察」，三個「留校察看」。此外，還有7人被劃為「中右」，雖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開除共青團團籍等處分。
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蘭州大學的「右派分子」學生來往，她寫的兩首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印入他們的油印刊物《星火》。參與《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監獄裏，她寫了14萬字文章，用「極權主義」這樣的詞語分析和譴責權力當局如何欺騙和壓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處死刑。那是「五一節」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解放日報》當時報導語）。這是文革期間「慶祝」節日的特殊方式。特別要在節日之前殺人，顯然是為了給普通人民更加鮮明的印象和更加強烈的威懾。另一方面，他們也真的在改變節日的內容和意義，在節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氣氛。這確實可以算是他們的「文化革命」的一個內容。
一名受訪者講述了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見到林昭。監獄中召開大會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們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訪者當時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學當學生時被劃成「右派分子」，後來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受訪者說，他看到林昭的臉脹得通紅，但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肯定是「被做了手腳」。他的意思是，監獄方面用什麼特別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說話。他聽說，宣判會後林昭在監獄大院中的一角被殺害。
2003年，一位獨立製片人胡杰自費製作了一部數碼記錄片，題為《尋找林昭的靈魂》。這位在1957年「反右」以後才出生的人，訪問了認識林昭的人和林昭生前住過的地方，在電影中展現了一名真誠、勇敢、堅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識份子的形象。這部電影真實樸素，深深感動了觀眾。這部電影從來沒有能在中國發行，只是私下流傳。
在電影裏，能聽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敘述。在林昭被槍決後，有幹部到林昭母親許憲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兒已經被槍斃，要她付五分錢子彈費。林昭被判死刑，沒有審判，沒有上訴，沒有刑場告別，已經是連被認為「黑暗」的皇帝時代沒有發生過的殘酷情況。至於要母親付槍殺女兒的子彈費，恐怕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對殘忍的細節的想像力。
顧文選是英語系學生，1956年從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控訴「三害」（指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當時共產黨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風」以克服這「三害」）的會上，顧文選講述了他在1955年的肅反中的遭遇。他的談話記錄，後來以《我的控訴》為標題，發表在手工刻寫蠟紙油印的《廣場》上，有14頁。
顧文選的講話以一首詩開始，說明他的心跡，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只是反對共產黨里的錯誤。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
這浩蕩長流會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記憶，
時常在寂靜的黑夜中被噩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寧，
腦海里不時纏着鐐銬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顧文選自述，1949年時他15歲，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他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