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1981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案件，撤銷1970年的死刑判決。報告說，原判認定的「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越獄投敵叛國」兩項的事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他們也同時撤銷了1965年的判決。
張錫錕是化學系學生，畢業於成都列五中學（後改名為第五中學），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學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園的短暫的「鳴放」時期，他貼出了題為「衛道者的邏輯大綱」的大字報：
一、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二、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三、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四、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五、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七、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八、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九、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這些「邏輯」，也都被運用到對他的指控上。張錫錕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對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送工廠勞動。1965年他試圖逃往國外被抓，並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這雖然會被判重罪，但是還不至於如文革中那樣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專區鹽源農場「勞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發「企圖組織越獄」，在鹽源農場被槍斃。
文革結束兩年後，開始給「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的一名楊姓幹部曾經到四川該勞改農場交涉。但是那邊不給張錫錕「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陽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園書屋）書中，作者楊澤泉記錄了他所了解的張錫錕在勞改農場的最後的日子。楊澤泉當時也被關在那個勞改農場，當然無從得到張錫錕的死刑判決文件。他記得，判決是由當時的西昌地區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發出的。死刑執行地是鹽源農場農七隊的監院門口。
一名受訪者說，他和張錫錕幾乎同時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們集體乘坐同一輛大蓬卡車，沿川陝公路北上，到寶雞換火車去了北京。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們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後他得到「改正」。他記着35年前被殺害的張錫錕。
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殺害。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活動」運動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由權力當局用國家機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實行）的迫害行動。僅從他們的死亡時間，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死亡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他們的死亡是一場群體性的迫害的結果，他們死於集中領導下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之中；他們的死亡清楚體現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續，同時還是「反右」迫害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方面，請參閱筆者的文章,〈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吳思慧的名字是筆者在查訪多年後，在2009年底最後找到的。筆者曾經問吳思慧的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今天，你們可以紀念死者，說出真相。你們中有的是聰明才俊之士，寫出他的事情對你們來說完全不是困難的事情。你們為什麼要把吳思慧的故事隱藏在你們班的幾個同學之間呢？為什麼要讓吳思慧成為一個至今都不得公佈名字的受難者呢？
我聽到一些解釋。一個說法是，不了解情況啊，吳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學）應該比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經另外結婚，丈夫還是個所長。——現在是什麼時代，難道還會有人指責他的女朋友嫁給了別人沒有為他「守節」？她的丈夫也還會不准她講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還有一個說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擔任過較高的職位，認為吳思慧的事情要緩辦，降溫，避免不良影響。——吳思慧已經被殺害40年了，還要「緩辦」到什麼時候去？曾任較高職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學嗎？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對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懷有敬意。他出生於1921年，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鬥爭」，被長期關在「牛棚」中。文革後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退休後他編寫了《西南聯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訂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個「右派分子」的名單。其中教員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這139人中，有吳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吳思慧離開北大後的遭遇。
據筆者所知，這樣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全面系統地寫出來，記錄下來，印刷出來，是很少見的。儘管文革後的當局給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記載、報告和發表他們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這是我對沈老師充滿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條有理。和他談話，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種由理性和道德煥發出來的文雅力量。
關於「右派分子」的「處理」（這是當時用的動詞），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8》中，沒有記錄數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車到學校來裝去「勞教」和「監督勞動」的事情，也沒有記錄被殺害的人。關於那一時期北大發生的事情，有一行記載是：
（1958年）4月22日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擊圍剿麻雀。三天共殲滅麻雀502隻。
以北大一萬多人停課停工三天的代價打死502隻麻雀，確實像瘋子傻子所為，然而那時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準的北京大學校園裏發生了。這並不僅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行為，那時候在最高權力當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這一歷史的醜聞當然應該記錄。但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應該記錄下來的。
本文的目的，是記載在殺死麻雀之前和同時發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寫出來，就能知道到底應該是多少人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員學生中被判處了死刑的七個人。
調查不夠深入仔細，敬請讀者補正。
成文時間：201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