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通過施行重生產輕消費的政策，以投資、出口和製造業規模擴張作為核心增長路徑。圖為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太倉港碼頭堆放的出口電動車。(STR/AFP via Getty Images)
近幾年，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發生顯著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顯示，以美元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已連續四年下滑，從2021年最高點的18.5%下降到2025年的16.5%。這不僅是由於國內通縮、人民幣走軟兩大因素削弱了以美元計價的經濟相對規模，更是中國產能內需結構性失衡與國進民退所造成的結果。
產能內需結構性失衡中國失去了什麼？
中國經濟長期依賴「投資拉動」，而非「消費驅動」。當局通過施行重生產輕消費的政策，以投資、出口和製造業規模擴張作為核心增長路徑。地方政府通過基建、房地產、產業園區等不斷擴張投資，企業在政策和信貸傾斜下持續擴產，當製造業產能與廉價勞動力結合形成「世界工廠」後，出口成為了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但經濟發展當核心驅動力仍是投資。
根據經合組織和歐洲央行的資料，1980-2010年，投資佔中國GDP的比重從35%逐步上升至47%，遠高於發達經濟體（通常20%左右）和全球平均水準。與此同時，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相對較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居民預防性儲蓄高（因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不確定性），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長期偏低，形成「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迴圈。
中共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人均消費支出為29,476元（人民幣，下同），計算可知，14.1億中國人家庭消費總額為41.56萬億元，僅在140.19萬億GDP中佔29.6%。而同一年，美國人均消費支出高達61,284.89美元，3.419億美國人的家庭消費總額為20.956萬億美元，占其30.767萬億GDP的68.1%。
即便在相同發展階段，中國的消費率也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的水準。以2023年的資料為例，以美元計價，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在達到中國人均GDP水準時，居民消費率高出中國約20個百分點，而法國和韓國則高出約10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來自世界銀行、各國統計局官網等（筆者整理）
投資能夠短期拉動需求並形成未來供給，但過度依賴就會導致邊際回報遞減、債務風險以及生產與消費脫節。隨着中國基礎設施逐漸飽和，房地產紅利消退，傳統製造業產能普遍過剩，若繼續依賴投資拉動，不僅難以帶來真實需求，反而會加劇供需錯配。由於居民消費能力被壓制，導致龐大的產能只能瘋狂向海外輸出。
官方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11,889億美元，同比增長19.8%。產能嚴重過剩和內需嚴重不足的失衡結構，造成對海外的「低價傾銷」，中共政府人為製造的這種市場扭曲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摩擦，各個國家也針對中國商品紛紛設立關稅壁壘。
2024年10月起，歐盟對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加征額外關稅（最高38.1%，加上10%基礎關稅，總計超48%）。理由是「中共政府大量補貼導致嚴重扭曲的市場競爭和產能過剩」。同一年，美國和加拿大也將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關稅從25%提高至100%，理由同上。
美國還長期對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及元件徵收高關稅，理由是中共政府巨額補貼導致全球產能過剩和中國已主導了80%以上供應鏈。歐盟、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國家還頻繁對中國生產的鋼鋁發起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並加征關稅。
此外，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因中國過剩產能轉移產生擔憂，考慮或已實施針對性關稅和調查。許多國家在反傾銷計算中並不認可中國國內價格，而使用「替代國」方法。資料顯示，2024年全球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開創新的紀錄（近200起）。
4月22日，中共官媒《求是網》發表文章，承認「（中國經濟）長期過度依賴投資驅動，而消費需求未能同步匹配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產能結構性過剩、資本邊際回報率遞減，使經濟難以持續運行在潛在增長水準，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國進民退」令企業信心發生了根本動搖
1979年，中國經濟從計劃體制開始向市場化轉型，出現了大量的個體戶、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他們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民營經濟釋放了巨大的經濟活力，市場化改革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中國經濟也因此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高速增長。
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以及90%以上的企業數量。因此，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其興衰直接關係到中國整體經濟增長、就業、創新和國際競爭力。
然而，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當局對民營企業的壯大始終保持警惕，生怕它們脫離中共的控制。即便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迅速發展的階段，中共的一些官方刊物、黨校研究文章、左派經濟學者討論中，還多次出現要限制甚至取消民營企業。
隨着民營資本規模越來越大，控制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2012年，中共黨魁提出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地位明顯開始下降，「國進民退」的問題更加突出。當局鼓勵國有企業進行整合，並在監管和補貼方面給予其優惠待遇，使國有企業能輕鬆擠掉國內外的競爭對手。
國有資本開始系統性地進入原本屬於民營企業的競爭領域，擠佔市場份額，搶奪融資資源。中國銀行業協會資料顯示，流向民營企業的非金融企業貸款佔比從2012年的52%，銳減至2016年的11%，而同期流向國有企業的非金融企業貸款，卻從32%攀升至83%。
2017年中共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當局對市場的干預態度越來越明顯。2018年2月23日，中共保監會宣佈對安邦集團實施接管，在一段時期內直接全面管理民營企業性質的安邦，這種處置方式以前極為罕見。2018年9月12日，吳小平發表「民營經濟離場論」，聲稱中國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
為確保民營企業不會「脫離控制」，中共打着「共同富裕」「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等旗號，在民營企業中建立黨組織、要求修改公司章程納入「黨的領導」、派駐官員等做法逐漸常態化。到2020年，大型民營企業基本實現了黨組織的「全覆蓋」。
此外，當局以國家安全為優先的政策取向，改變了資源配置邏輯與制度預期，提高了民營企業面臨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削弱了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2020年，中共以防範金融風險、加強資料安全和反壟斷為由，對平台經濟展開了一系列監管整頓，平台經濟從「鼓勵擴張」轉為「強化控制」。
隨着螞蟻集團IPO被叫停、阿里巴巴被反壟斷處罰、滴滴出行被資料安全審查並下架應用，市場開始重新評估中國互聯網平台企業所面臨的制度風險。這導致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模式、資本預期與市場估值發生明顯變化，大廠被迫裁員並收縮投資，風投（VC/PE）意向明顯降溫。
2021年，當局打着「教育公平」和「減輕學生及家庭負擔」的口號推出「雙減」政策，對學科類校外培訓行業進行大規模整頓。政策實施後，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被要求轉為非營利性質，大量培訓機構關閉或轉型，行業資本快速撤離，超過百萬從業人員被迫轉崗，整個行業迅速萎縮。
在這種系統性、有意識的政策收緊和打壓下，民營企業家宛如驚弓之鳥，產生「做大做強可能被針對」的擔憂，不敢貸款、不敢投資，進入了維持觀望甚至收縮的狀態。202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3.8%，是自1990年以來首次年度負增長，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下降6.4%。
根據知名商業資料平台無破科技的資料，中國企業破產數量近年來快速攀升。從2020年的4萬餘起增至2024年的10萬起以上，五年間增幅超過140%。2025年，企業破產數量仍維持高位，新增案件84,882件，涉及企業45,068家，資產評估總價約1.76萬億元。
結語
中國經濟全球佔比連續下降，表面上是人民幣走弱與國內通縮造成的名義GDP縮水，實則反映出投資驅動模式邊際失效、產能與內需失衡不斷加劇，以及「國進民退」背景下經濟活力與創新能力持續被削弱等結構性問題。這說明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擴張」進入「結構調整」，也意味着國際市場將會重新評估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
隨着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預期趨于謹慎，外資流入放緩以及資本外流壓力上升的風險也隨之增加，這將進一步打擊國內民營企業和居民信心，導致民間投資更加低迷，並通過產業鏈傳導影響就業、收入和消費，對整個經濟形成連鎖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