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文選認為他的不幸在於「過分心直口快」，「太單純，太忠厚」，所以被領導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於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只是他練習寫作，寫了兩篇小說，其中一篇寫了農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進城後遺棄原妻。僅僅為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就鬥爭了他一整天。
顧文選被連續鬥爭幾天以後，因為他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還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打電話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一個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他被關在監獄裏四個月。
顧文選說，逮捕他是違法的。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他說他說的都是實情，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
以上是顧文選的這篇談話記錄的摘要。刊登了顧文選講話記錄的刊物《廣場》，實際上僅僅油印了一期。參與編輯《廣場》的學生，陳奉孝（數學系）被判處15年徒刑，張元勛（中文系）被判處8年徒刑，賀永增（西語系，他組織了顧文選講話的會議）被判處5年徒刑。
「肅反」沒有能把顧文選定罪，第二年他考進了北京大學。（幸好當時還可以通過考試進大學，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樣全靠本單位的共產黨組織推薦。）他在北大講述「肅反」遭遇的講話使他被定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發言的西語系學生周鐸也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在文革中受到長期的關押折磨和摧殘。主持了那天會議的西語系學生會主席汪士賢也被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總廠「監督勞動」，每月只發18元生活費。
顧文選被劃為「右派分子」後，1957年夏天被逮捕，被判處8年徒刑。刑滿後仍然留在勞改農場「就業」。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蘇聯，被蘇聯方面遣送回國，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中被判處死刑。顧文選在1970年3月5日被害。
《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1970﹞3號，1970年1月31日）寫道：「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令人心大快，敵人震懾」。顧文選的處死經過就是按照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一份材料，把「顧文選等55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要「革命群眾」「提出處理意見」。當然，不會有人膽敢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據一名受訪者說，還有「革命群眾」大喊「槍斃槍斃」，然後大家散會回家吃晚飯去了。這種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製造更大恐怖，起殺一儆百的效果。同時，也是對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蝕。
這份材料寫道：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現行反革命犯周鴻東，男，三十七歲，遼寧省人，資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顧、周二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就憑這不到100個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行」判處顧文選和周鴻東死刑。判罪根據只是兩條：「反動言論」和「投敵叛國」。中國憲法說人有言論自由，以「反動言論」判死刑，憲法成為假話。至於普通公民的出國權利，在毛氏死後又過了十多年才漸漸開始實現。
1970年3月5日，顧文選被處死，時年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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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文選在同一份材料上還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從上海位育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位育中學另一名學生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這兩名學生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中，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位育中學中學1955年的925名畢業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兩個考入北大清華的人。
沈元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學籍遣送北京郊區勞動。1961年「摘帽」後，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產黨人歷史學者黎澍等人的幫助，到中國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時相對寬鬆了一點的條件下，他在《歷史研究》和《人民日報》上多次發表了論文。與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學相比，他算是「幸運」的。這也說明他試圖努力和當時的主流社會合拍而不是對抗（其他「右派分子」當時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許）。但到了1965年初，他發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
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發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調入歷史研究所工作，成為幫助過他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體塗黑，裝扮成黑人而進入馬里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自己離開中國。沈元也被判處死刑。當時的中國，不僅批評當政者，哪怕是輕微的批評，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離開中國，也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