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商城日記》的背後＊阿波羅新聞網

1959年3月13日凌晨，44歲的顧准與中國科學院另外五名右派被遣送河南省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起先他們隨下放幹部在西大畈國營農場勞動，後來商城縣委執意要將六人調到鐵佛寺水庫工地，與省城鄭州和商城本地右派集中監管勞改。

「6月12日，到勞動隊時，肯定了這是一個集中營。」（《顧准日記》60.1.12.）這句話是顧准初見勞改隊現場時心理震撼的寫照。

水庫工地如一隻巨大的盆子，以高地為其邊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螞蟻一樣的民工，車拉肩挑，沿着一條條為減緩坡道陡峭度而不斷折返蜿蜒的狹窄車道向外搬運土石方，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面黃肌瘦。

這是個典型的大躍進工程，沒有勘探，沒有設計，沒有圖紙，沒有規劃，沒有工程師更沒有總工程師。1958年縣委王書記就決定了要在兩山之間修築大壩，攔河蓄水，修建鐵佛寺水庫。王書記三月激情燃燒，六月就開了工，火速從各個區、鎮、村抽調了幾千民工開始修築大壩。商城縣誌辦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商城水利志》中載有鐵佛寺水庫專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壓……等等築庫常識均不在考量範圍之內，施工的唯一標準就是「多、快、好、省」，為一年後必然的大壩垮塌——「人或為魚鱉」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潰壩前已回到北京的顧准，其實是個倖存者，只是此刻的他什麼也不知道罷了。在1960年5月18日凌晨三點的水庫決堤中，商城百姓1140人罹難，其中包括在水庫勞改的右派19人。這是根據實際埋葬死人數量的官方統計數字。若加上失蹤者、外鄉民工、過路人、「流竄犯」等，死亡人數已超過2000人，傷者近600人（中共商城縣委《關於蛻化變質分子張念仲罪惡事實的綜合報告》）。顧准在「商城日記」中提到過五十多次、被他認為是「有自己的政治信念」、「應該成為全體農民政治上的代言人」（《顧准日記》59.12.22.）的青年右派徐雲周就是罹難者之一，死時年僅35歲。

到顧准到來的6月，水庫工地僅剩下1千人左右。相當於服徭役、一分錢工資也沒有的幾千民工從工地上大批逃跑，開始施建時數千人的隊伍現在只剩下500人左右。縣委將全部右派，包括商城本地的，省會鄭州的，加上顧准六人，也是500人左右，統統當做了徭役人員。

肯定了自己身處的是一處集中營，顧准反倒踏實下來。當天他就成了螞蟻窩中的一隻「工蟻」，但時間不長。「到勞動隊之初，我參加了幾天修築大壩的運料工作，以後一直在自給菜園」（《顧准自述》P258）。但這並非是要照顧他，而是勞動隊怕出人命。誰也不願，不敢和這位44歲的老右派搭班推拉一輛架子車，坡陡車重，半道上泄了勁那是要出大事的。讓他自己推獨輪車更不可能，連小右派們都搞不成這活兒，他一個半老頭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擔吧，沒幾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讓他挑，疼死他事小，擋了大家的道事大。只好把他調到菜園組去。菜園組就在「盆沿」下邊，以種菜自給自足，有多餘也賣一些給工地民工。

從此顧准就成了「菜園顧」，許多人都這樣喚他。比起監獄的叫號，他多少感覺好受一些。

1958年6月，《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信陽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3530.75斤、西平縣城關公社小麥畝產7320斤這樣有零有整、貌似真實的消息，在全國首次放了「衛星」。災難從此開了頭。信陽也是「全民大辦鋼鐵」的先驅和「先烈」，1958年佔全地區勞動力總數30%的120萬人被迫參與所謂「大辦鋼鐵」，商城縣更是放出日產鋼鐵29074.6噸，震驚全國的「超級衛星」，中央冶金部曾在商城召開現場會並拍成紀錄片，《人民日報》配發消息和社論向全國宣揚。還有50多萬勞動力大辦所謂「滾珠軸承」，120萬人大辦水利。

1959年信陽大旱，春播時滴雨未下，地委卻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在向中央預報糧食產量時預估了64.27億斤，省里根據這個數字將徵購任務定為16億斤，比豐收的去年多出近7億斤，最後確定數額時，地委又向各縣追加了5%——總徵購近17億斤。而當年全信陽地區的實際毛糧食產量只有28.3億斤，徵購比例高達60%（趙定遠（原信陽地委第一書記）、紀涵星、丁石《關於「信陽事件」的回顧》）。

如此酷吏苛政，也就是說官僚們在做計劃時就準備連農民的口糧、種子都搜刮一空。

還有個更要命的「大興水利」。

1958-1960年，信陽地區共修建中型水庫68座，其中商城投資18萬元興建了包括鐵佛寺水庫在內的5座（《河南日報》1958年4月14日報道）。商城縣還另外建小型水庫969座。這些水庫大部分都被沖毀了，一是商城本來就是個洪澇災害比較嚴重的地區，中共建政的頭36年，15年都是澇年，1960年的洪澇並不是最嚴重的；二是這些水庫大部分是大躍進的產物，豆腐渣工程。

商城原來在信陽、在河南也算得上是個富裕縣。1958年夏鐵佛寺水庫開始興建，信陽地區各水利工地上的200萬勞力曾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幹活」。但是到了1959年夏，農民嗅到了危險的味道——飢餓——大饑荒——大恐怖近在眼前。去年的「青壯煉鐵去」尚還有「收禾童與姑」，今年則連「谷撒地，薯葉枯」的景象也沒有了，卻還在強征「青壯」修水庫，分文不給，還要求自帶乾糧。一年前許諾下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無望了，「水利帶來大豐收」是無望了，「全國都來支援」是無望了，「萬不得已政府也會補助」是無望了……一切都是瞎話。

一切「無望」都不打緊，最令他們顫慄的並非春旱（那是比較常態的事情），而是因為壓根就沒有正經的「春種」哪裏來的「秋收」？輕信而遲鈍的農民開始恐慌。他們竭力藏匿起一點口糧，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至少能收穫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卻遭到「反瞞產私分」的血腥鎮壓。僅僅商城縣，因被搜出私藏口糧而遭鬥爭的1125人，捆綁吊打的663人，酷刑致死的76人，殘廢41人（中共商城縣委1960年8月26日《關於對去冬今春在糧食工作上所犯嚴重錯誤的檢查》），這個數據還是當時尚在台上的縣委公佈的官方數據。

飢餓這隻猛獸來到鐵佛寺水庫右派勞改營要稍微晚一些，畢竟右派們的糧食還是縣裏統發的，到了顧准一行到達水庫，右派們還沒有一個死於飢餓。讓我們順着《顧准日記》的脈絡把事情敘述下去。

「6月12，到勞動隊時，肯定了這是一個集中營。」（《顧准日記》60.1.16.）顧准日記中最震撼的部分——「商城日記」其開端應該是這裏，而不是起始於10月14日的「X/14晨四時[1959]年菜園所種白菜（畦菜）」（《顧准日記》59.10.14.）並且還因為那天日記是用鉛筆寫成的，因受磨損字跡不清，被編者「故略」了。

「這六個月，真正經歷了一場嚴格的鍛煉。」（《顧准自述》P258）顧准「歷史交代」中輕描淡寫的這一句話，需要到他實時寫下的「日記」中去找出全部的注釋。多年後，人們把他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的十個月日記編纂成《商城日記》，除了多處因「不便於公之於眾」的緣故而刪去的之外，基本上可以當做原生態日記閱讀。這是一部迄今為止唯一面世並正式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親歷者寫於1959年中國大饑荒的日記。

起初，右派們至少吃得飽，糧食不夠但自種的蔬果很多，可以花一點錢買了吃。右派們除了北京的六位還保留了原單位的一點生活費（例如顧准從原來的260元工資降為50元生活費）都是沒有任何收入的，靠在勞動隊中幹活和對隊長沈萬山的「態度」每月評級，領取從6元到12元的生活費，可以用來買果蔬吃。

沈萬山是勞動隊唯一的共產黨員，也是唯一的統治者。據說是在劉鄧大軍進軍大別山時為我軍送了情報，這是他參加革命的開始。他最喜歡對右派們說的一句話是「你們簡直不像樣子！」，最憤恨的是右派們「驕傲」，就是瞧不起他。尤其顧准，沈隊長特別在乎此人的「態度」，降服了他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拒絕了沈隊長要他做北京右派聯絡員（組長）的青睞、惹得他惱羞成怒後，顧准給自己也找了個「大岔子」——原來可以在國慶十周年「大赦」時由商城縣委給「摘帽」的機會就白白送給了別人。可此人根本不在乎摘不摘帽，將其稱為「政治勒索」（《顧准日記》60.1.16.），再說商城縣委的摘帽也根本就是個烏龍，完全做不得數。

為了「幫助」顧准，批鬥會是常常要開的，但絕不能佔用勞動時間。到了盛夏，每天的勞動時間延長到了十五六個小時，有時從清晨二三時起，晚上還要夜戰。為了能早點睡覺和不佔用睡覺時間寫檢討，顧准常常輕易就認了錯，無非是驕傲自滿、人道主義什麼的，他早就駕輕就熟了。現在人人都可以教訓他，他也絕不辯解，並很快理解了古人所言：「人有唾面，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干爾」之意。

勞動上他也進步不小，可以穿着膠鞋下到糞窖底部去清底，用手把大糞抓到糞筐里；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糞筐走上二三里路。夏秋間菜園要巡視，防着水庫民工偷菜。輪到他時，晚上12時起巡夜，第二天白天可以照常整天勞動。可左股骨開始下挫，他寫信向妻子要錢好看病，但妻子不相信他信中的敘述，怕他不好好改造，不肯寄錢來。

生活上，他早就忘掉了「翩翩君子」是個什麼意思，夜裏冷上茅房是個苦事，他也用瓦罐做尿壺，大通鋪房裏人人尿得山響，誰也不在乎。「起身大便，束裝上班」（《顧准日記》59.10.14.）充滿「豪情」，大便在他的眼裏早就成了寶貝。到了後來，在因為饑荒，人根本拉不出大便的日子裏，他會老練地蹲守在茅房門口，等着拉屎的人們留下點寶貝好搶在自己的糞桶里交到菜園組。他蹲守勞改隊的茅房，也蹲守民工的。可是「眼下民工拉的屎都沒什麼肥料了，有時全是蛔蟲」（《顧准日記》59.11.4.）。

可就算這樣，縣長書記們還要搞什麼商城的「中山公園」，什麼「萬頭養豬場」，沈隊長賞臉要顧准參與設計，又被他以「不熟悉」為由堅辭。這個老右派太給臉不要臉了，沈萬山惱怒萬分，可他哪裏能懂得顧准此時在想什麼——「將來還是讓豬吃人呢？還是計劃落空，浪費一大筆錢呢？」（《顧准日記》59.11.27.）

秋天很快過去，野獸般的大饑荒的從鄉村迅猛撲向勞改隊。果蔬沒有了，糧食是絕對不夠的，主食變成了紅薯和胡蘿蔔。人們開始浮腫，十人九腫，顧准也腫。農村已經開始人吃人，「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內公審，據說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顧准日記》59.12.22.）。殺活人吃要公判，吃死人的就不追究了。我們的調查對象親見過吃了餓死的孫子屍體的祖母。胖一點的人不敢上街，怕被吃掉。實際上哪裏有「胖子」，都是腫的。

勞改隊成了天堂，右派們雖然也開始餓死，可好歹到目前只有一個，他們的家屬今天餓死兩個，明天餓死三個已成常態，有全家都餓死了只剩下一個孩子被鄉親給送到勞改隊的，還有全家除了右派自己一個都不剩下的……「勞改隊是天堂與避難所」（《顧准日記》59.11.4.），顧准這麼說。

他和一位鄭州的右派C（老人如今還健在）結成了一個「吃」的聯盟，他出錢（因為有北京的匯款，顧准在勞改隊算個財主），C出面，出力，去搞吃的。年輕的C憑着從未離棄他的好哥哥好嫂子和北京顯赫的親戚，永遠有本事搞到吃的。是時商城的貨架上連鹹菜都沒有了，早就買光了，許多人當街就能把一斤鹹菜吃下去。唯一剩下最昂貴的虎骨酒和果汁魚肝油，C就買了來給顧准，但很快連虎骨酒魚肝油也沒有了。有一次，C千方百計搞了一袋代乳粉，顧准接過去，抓起一把就直接填進嘴裏。有時C什麼也弄不來，餓得七葷八素的顧准就去地里偷兩條生胡蘿蔔吃。

人在飢餓面前是沒有尊嚴的。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活還要干，糞還要搶，檢討還要寫，批判會還要開。沈萬山照樣罵人，還打，打「流竄犯」，打偷菜的民工，打不聽話的右派，他因為能吃飽而格外有力的雙拳是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我們採訪的所有當年的右派老人對他的稱呼都是「牢頭」。《顧准日記》中對他的描述不是過分而是不足。

許多人腫了之後開始發燒，顧准也發燒，醫生起初還給量量體溫，後來乾脆免了，誰都知道病因是什麼——在身體逐漸冰冷之前會有一段持續的發燒，在浮腫之後。最後連沈萬山也害怕了，動用了和縣長的私人關係買回一副牛骨架，熬了豆腐每人一碗。

商城的大饑荒從1959年初冬開始，直到1960年仲春第一批瓜果長出才有好轉。據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縣委1961年3月30日《關於蛻化變質分子張念仲罪惡事實的綜合報告》統計，其間共死亡人口96256人，佔全縣總人口21.7%。死絕的村莊453個。撇下孤老2447人，孤兒3667人。張念仲1960年3月—9月出任商城縣委第一書記，而商城開始餓死人始於上年11月初，他的前任似乎應該負有更大的罪責。

據另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縣委1960年11月4日《關於商城縣委所犯錯誤的主要經過和後果》對當時行狀（情況）的統計，1678個人民公社大食堂停伙，佔全縣總數41.95%；14680人死亡，34023人發生浮腫病，4435人外流，分別佔全縣總人口3.67%、8.26%和3.67%。但這個文件提供的數字肯定是被大大縮小了的，根據是目前《商城縣誌》記載的全縣人口總數，1958年為437284人，1960年為339619人，兩者相差為97665人，除去正常死亡，可以認定至少9萬多商城百姓是因大饑荒餓死的，這是死亡人數的下限。

萬幸的是1960年1月19日，六名右派回到北京。中科院方面也怕出人命。

比起《夾邊溝紀事》，比起《定西孤兒院紀事》，商城故事可能也就是一般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顧准親歷了它，觀察和記錄了它。還有特別了不起的，在國人還毫無「名單」的概念或者認為「名單」根本不值一提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份「顧准名單」。

「顧准名單」——1959年商城右派勞動隊部分隊員名單，就在他1959年12月26日的日記里。除第一名——隊長沈萬山之外，名單中的人全部是右派分子。其中科學院右派六人，其餘為鄭州和商城本地右派，他們大部分原是中小學教員、小職員、小幹部。根據商城縣委整風辦公室1959年4月編纂的《右派分子匯集》所列，全縣公職人員2659人，劃為右派者456人，所佔比例為17.1%。而6名「畏罪自殺」者連在冊的資格都沒有。

顧準的「商城日記」中提到鐵佛寺水庫工地的右派為242人，實際上從1958到1960年垮垻之前，先後有四百左右右派在此勞改，「商城日記」列出名字的右派僅佔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即不足100人，但日記留下了很大的推測空間——上述名單僅限於他日日接觸的「勞動隊統治層」、「里廚房」、「外廚房」、「縫紉室」、「理髮室」、「菜園組」、「七組」、「八組」和「幾個病號」以及幾個「其他突出人物」（《顧准日記》59.12.26.）。既然有「七組」、「八組」，那麼必然有一、二、三、四、五、六組，例如他曾提到餓死的「三組的周百風」。在五十多年後我們的實地採訪中又發現還有一個「宣傳組」，很可能就是被他列入「勞動隊統治階層」的部分。另外，在這份集中的「名單」之外，還有若干散在日記中的人物，也是可以算在「顧准名單」之內的，名單中有些人是夠得上列「志」的，他寫的也確實是「勞動隊人物誌」（《顧准日記》59.12.26.）。

看這些「人物」，這些「志」，你需要將他們的事情、事跡、軼事、故事從不同的日子裏，不同的語境下摘出來，Puzzle着（拼起來）看，方能看到一個個紀事本末和人物誌異。和許多描寫1959年大饑荒的紀實性作品不同，「商城日記」不是「人」淹沒在事件中，而是恰恰相反，事件幾乎要淹沒在人海中。所以你看「商城日記」若非從「人」中讀「事」，就不可能讀清楚事也不可能讀清楚人。「事」的震撼也好，悲慘也好，要批判也好，要頌揚也好，都是靠「人」來呈現，一個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妻子丈夫孩子，有七情六慾，和你我一樣的男人和女人。

這份名單是「商城日記」最震撼人心之處，也是彼時十分罕見的人文關懷個例。顧准在暴戾環境中對人性的追問，在仇恨宣傳中的悲天憫人和在醜惡生態中對美善的追求都是超越時代的。這裏僅舉一例：

人們都知道顧准寫於1964年的《糧價問題初探》，對我國的糧食價格政策提出了至今也不過時的思路。可誰能想到他首次提到「糧價」問題，是在腹中已經沒有一粒糧食的1959年年底的商城。勞改隊已經餓死了三人，人們面對着致命的飢餓，恐怖到極處的飢餓，別說「糧價」，連「糧食」兩個字都無從談起。

12月22日，這一天的日記他寫了將近四千字。很難想像在腹中沒有一粒真正的糧食，餓到需要「偷東西吃」境況中的顧准，是怎樣掙扎着寫下這些文字的。

晚飯是紅薯和胡蘿蔔，腹中沒有一粒正經糧食的顧准開始考慮糧價問題：

「真正的改弦易轍，必待農村財富積累，可以從生產資料這個盆邊溢到消費資料；必待餬口經濟的強力改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寬，有利於生產發展之時才行……在中國，這意味着糧價提高，農村糧食供應尺度放寬，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嚴格的工資制，公社有力量為農民營繕新宿舍等等的時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資制度，新制度不僅不是吃飯不要錢，而是吃飯很貴，少一張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顧准日記》59.12.22.）

就是在此處，他首次提到了糧價問題。四天後他又寫道：

「餓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則57年前的局面不會再有了，直到實行下列的根本改革為止：提高糧價，農村全面實行工資制度，糧食自由供應，公共食堂自由化。」（《顧准日記》59.12.26.）

顧准各個年代的文字多次提到「回到1957」，「Return to1957」，也多次哀嘆「回不去了」。正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終結了自1907年秋瑾為武裝創立共和犧牲，各省開始籌備選舉成立咨議局始的、中國五十年憲政民主追求的進步歷史。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國家糧價」是顧准一生都在摸索、探索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在親身經歷了「糧食問題」的殘酷性和恐怖性後，他認為自己有資格，有能力去論證它，為國為民獻上正確的國家糧食政策。這才有了後來的《糧價問題初探》。

「商城日記」中類似的思考還有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還在商城，顧准就下了「歷史要重寫的。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寫？」（《顧准日記》59.12.27.）的決心。回到北京，他立即着手書寫《鐵佛寺水庫記錄》，可人們最怕的恰恰就是他要「記錄」些什麼。臨行前沈萬山場長的「千叮嚀萬囑咐」還不清楚嗎？

「沈場長老實不客氣地指示了。其內容是接上頭接不上頭，我對你們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說的話只有一點是有內容的，就是要從大處看黨的成績。這意思就是說，說謊、飢餓、死亡都是小事，你們回去說話要小心。這個王八蛋居然自稱我對你們指示……！」（《顧准日記》59.12.29.）

沒有人要他「記錄」，更沒有人要他「匯報」。就算不提那些明示、暗示、指示、威脅他的人，連妻子和孩子們也全都不相信他們的丈夫和父親親眼目睹，親身經歷的一切。他還沒來得及說出看到、聽到的十分之一，就被他們冰冷仇視的目光嚇住了。一家人，除了母親，都以為他是因為右派下放勞改而精神分裂了。

可他就是要寫，要記錄！

他推測，饑荒最嚴重的還不是商城，甚至還不是信陽，這種狀況應該是全國範圍的。

「59年的旱災，看來是以湖北為中心，二頭擴展的。河南確實還算較好的。」（《顧准日記》60.1.18.）

「還有四個半月，誰知道會出什麼事？……中央知道這些下情嗎？那麼1960年上半年還會有些什麼措施呢？」（《顧准日記》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