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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丨他們用中共供奉的"天道"挑戰中共自身

—從毛時代到改革開放:中國的僭主與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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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是否有效,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首先取決於意識形態自身體系的完整。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在中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八億中國人那時變成了一個思想,並非全是後來所說的中國人缺乏獨立人格,相當程度也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毛澤東不是個有深奧理論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卻比大部分理論都準確。簡單說,馬克思就是經濟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極權。在毛澤東思想中,這一東一西相差兩千多年的二者被結合得天衣無縫。

鄧小平在毛的意識形態外殼下繼承了專制權力。但卻無法掩蓋他在經濟方面與毛背道而馳的分裂。他採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個似是而非、毫無哲學根基的命題——"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發出一個被他自詡為"發明"的思想領域的專制命令——"不爭論"。前者是他的"貓論"(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體現,後者是他的"摸論"(摸石頭過河)之延伸。這"貓"、"摸"二論即為"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構成。鄧精於解決眼前問題,缺乏長遠戰略。這或是因為他不屑瞻前顧後,也可能是他缺乏構建體系所需要的哲學意識。他是個不設計的"總設計師",有一個無理論的"鄧小平理論"。他生前成於此,身後也將敗與此。長達二十年的鄧小平時代幾乎沒有思想建設。不立不破,新的意識形態不產生,舊的意識形態就不會讓位。僅僅靠淘空過去的意識形態(空殼化)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當年的意識形態曾經那樣廣泛和頻繁地自上而下地運動過群眾,如果不能成功地將那種意識形態解構,一旦形成相應的社會條件,就不能避免群眾用同樣的意識形態自下而上地進行自發運動。

1989年天安門運動雖不能認為全部屬於這種性質,但肯定有相當的成分。在當時響亮的民主口號之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那洶湧海面下的潛流。而在六四以後,隨着改革進一步"深化","鄧小平理論"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擺到中國人民面前。

歷史表現出的幽默感,在於它往往製造一些南轅北轍的邏輯和結果。六四之所以成為一個轉折點,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機掌握主導權,使中共回歸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藉此喚醒人民推翻專制政權,恰恰相反,它的轉折卻是"左"派從此更加被排擠出中共權力核心,中共在行為上更徹底地與意識形態分離,而中國民眾不但沒有從此心向民主,反而開始懷念起比鄧小平更為專制的毛澤東。

六四後的中共一度確實有回歸意識形態原教旨的跡象,那時的經濟改革處於停滯,"左"派借六四得勢,民眾也的確因為流血與專制政權更加對立。鄧小平在那段時間沉默地思考,不管對外說的是什麼,他內心深處一定撞擊着巨大的痛苦。屠殺自己的人民,對現代世界的任何一個政治家都是犯了天條,何況他還是一個一生把"為人民"掛在嘴上的老共產黨人。面對全世界的指罵,他無法不產生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恐懼。像他那樣的人,別的還有什麼可求,圖的不就是能名垂青史嗎?如果落得一個遺臭萬年的結果,那是視榮譽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須為改變即將蓋棺的定論最後一博!既然已經發生的不能再改寫,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歷史證明,六四鎮壓是對的——中國社會從六四鎮壓得到的是巨大進步!不管這多麼不合邏輯,他必須做到這一點。

鄧小平要向世人和歷史證明六四鎮壓是對的,卻不能回到毛澤東那裏去找說法,雖然毛那裏肯定可以找到大量的理論支持,但那是極左派的專利,回去就是向極左派投降,等於承認以前的改革開放錯了。鄧小平所要的證明,只能是一個確鑿的事實——中國的經濟在六四後有了更上一層樓的飛躍。鄧推動的改革開放之所以為世界矚目,本來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有讓中國經濟在六四後發展更快,他才能在以經濟論成敗的世界面前挺起胸來,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不是當時果斷地採取了"保持穩定的措施",中國就會亂,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發展!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是結論。1992年春天,鄧小平以近九十歲的高齡到象徵中國新生資本主義的深圳去"南巡",打破六四後意識形態的冰封,重新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化的進程,而且比以前更加徹底、廣泛和迅速。如果說八十年代鄧的經濟改革還難免顧忌意識形態,還是半遮半掩地搞資本主義,這一次則是徹底放開,怎麼能讓經濟發展得最快就怎麼來,再也不顧及其他約束。對於想親眼看到證明六四正確的證據擺到世人面前的鄧來說,他的高齡已經沒有再兜圈子的時間。他仍然讓毛澤東意識形態的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貞潔"二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辦。

鄧小平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兩手硬"地"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另一方面,還必須同時抵擋極左派對實行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反擊。他成功地將黨內極左派清除出權力核心。從極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萬言書"發表意見的現象看,"左"派落到如此與權力絕緣的地步,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鄧小平的苦心終於被他的後任者領會(六四後他們曾一度以"反和平演變"為己任),並且看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是鄧小平的歷史證明,也是他們自身合法性之所在。因為他們的權力既然來自鄧,鄧的歷史地位就是他們的權力基礎。他們上台得益於六四,證明六四鎮壓正確,也就是證明他們上台的合理。在這個利益鏈上,他們與鄧小平是綁在一起的。那些認為鄧一死中共就會發生變化的預測忽略了這層關係。六四後的中共已經從過去的信仰集團轉變為利益集團,中共領導人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堅持鄧的路線,經濟上繼續推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利於保住他們的權力,而其他任何變化都潛藏着風險。

六四以前,中共幾十年歷史從來都有"左"的路線,"左"派也始終有代表人物處於權力中心。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以往的"搖擺律"——往復循環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種內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即是靠此種搖擺獲得平衡)。當極左派被徹底排斥於權力核心之外,一方面避免了中共路線發生時"左"時"右"的搖擺,表現為政治上的一種穩定,但也同時產生出另外一種危險——當"左"派不能再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其能量就會下移到黨外,通過在社會上充當人民代言人的方式進行表達。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波士頓書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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