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一旦開始就會迅速波及社會其他階層，與農村基層政權一直尖銳對立的農民長期積累的不滿，會起來報復自身受到的迫害，清算幹部對集體財產的貪污，進而可能波及到"先富起來"的群體，當年"土改"鬥殺地主的方式如果再現，"痞子運動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將再次橫行鄉里。
毛澤東哲學中的破壞性、專制性和烏托邦特色，對舊社會可以進行有效破壞，卻少有建設意義。一旦群眾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即使初心僅為反腐敗反不公，接下去的步驟必然一環套一環地重現毛的其他事物——階級鬥爭、公有制、計劃經濟、大民主、反西方等。那無疑將是中國的又一次劫難，因為即使毛在中國還有思想基礎，卻已沒有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也不可能再靠它實現社會穩定，結果只能是連續地崩壞。
回歸毛將是中國的災難，雖然當局只是為了執政便利把毛當成空殼固守，但於空殼一樣可以被群眾當成旗幟，並成為他們以虛幻檢驗現實的尺子，因此這種便利無異於飲鴆止渴。
事實上，如果不是自上而下進行煽動放縱，群眾從來不會樂於"造反"，只有走投無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眾運動的最大受害者從來是群眾自身。要避免"經濟文革"的前景，只需要用民主化給群眾提供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他們便會和平地參與選擇並對權勢集團進行監督。
中共雖已遠離毛澤東的精神實質，仍本能地對毛保持同一血緣的不設防，將西方民主視為主要威脅。六四後中共把事件根源歸咎西方思潮，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形象。它在這方面做的相當成功，蘇東轉型後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幫了忙，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也起了作用。中國民眾本來對民主就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動亂"一體論所迷惑，從而為了"生存權"寧願放棄"政治權"。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知識精英不像八十年代那樣被排擠在外，有了分羹機會，很多人便放棄當年的激進立場，唱起革命有害論和民主過早論的調子。
然而這些不能消除人們對社會的不滿，不給民眾民主，別無選擇的民眾就只能重回毛澤東，以毛的方式發泄不滿。群眾一方表現的極端和激烈並不是出自民主，恰是出自毛。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滲透於中國民眾的血液，成為集體無意識，隨時可能暴烈地發作。民主卻與中國民眾隔絕太遠。即使八九天安門運動中民主因素也只如鳳毛麟角。仔細分析那時真正屬於民主的因素，會看到無一不是在呼籲理智、妥協與尊重法律。如果從天安門運動中看到危險和感到恐懼，該做的不是消滅民主，相反是用民主消滅毛澤東，才是中國的福音。
在這方面，中國的上層階級和精英階層尤其應看到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帶來安全和穩定。民主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法治原則、民意表達的程序化過程等，亦同時有利於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不錯，民主和法治將不再允許一黨專政，但是它同樣不允許群眾專政，而對當今中國上層階級來講，總有一天群眾專政的威脅要大於一黨專政對他們的保護。可以說，只有中國向民主與法治社會儘早轉型，才能使中國將來免於遭受"經濟文革"的疾風暴雨。
王力雄丨中國的敘拉古與柏拉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