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父親生前用過的書櫥，發現了兩本書。一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蘇聯報刊反華言論》匯編，一是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即通常所說的「九評」）。這兩本書，詳細記錄了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論戰的內容。整整四十年過去了，經歷了十年「文革」和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已大大地修正了自己的思想路線、治國方略；蘇共則已由朝到野，改弦更張，至於蘇聯，更是分崩離析，面目全非。
時過境遷，有了足夠的歷史空間，再去品味那場論戰中雙方的觀點，竟有一種成年人重新翻閱過往少年時代日記的感受。當年論戰雙方都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引經據典說明、申辯自己的正統，批評對方如何離經叛道。開始時雙方都很克制，也注意用語的禮貌，確似「大家庭」內部的切磋，彼此致信都以「親愛的同志們」相稱。文中提到對方的觀點，也是「中國同志」如何如何說，「蘇聯同志」認為怎樣怎樣。而且中蘇雙方彼此都完整地公開發表對方的文論，頗有謙謙君子之風。如我手頭上的這本《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就全文轉載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只是隨着論戰的不斷升級，「火藥味」才漸漸濃烈起來，先是往對方頭上扣各種醜化的「帽子」，遣詞用語也變得越來越尖刻，直至發展為水火不相容。
這裏，我們不妨把當年中蘇相互指責對方的要點概述一下。中方指責蘇方：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否定斯大林」，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主張社會主義「和平過渡」，「認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
蘇方指責中方：「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大躍進是經濟狂熱病」、「狹隘的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
有一點雙方則是共同的，即都認為論戰由對方挑起，而且是對方破壞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製造分裂。
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公開論戰，發生在1963年至1964年。而探究中蘇論戰緣何而開，則要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說起。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地震
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報告中，赫魯曉夫揭露了一直被稱為「偉大統帥」和國際共運領袖的斯大林在主政期間的種種專制暴行，指責他「有病態的疑心」，是「迫害狂」。緊接着，蘇聯幾乎釋放了全部在押的政治犯，為1935年至1955年死於集中營和監獄的絕大多數人恢復了名譽。蘇共二十大還提出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主張社會主義「和平過渡」。赫魯曉夫此舉，顯然有擺脫斯大林影子、樹立自己領導威信的意圖。但也是蘇共勇於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進行部分改革的先聲。
1956年，蘇聯對個人迷信及大規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對按蘇聯模式建立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精神大地震。一時間反對極權及其個人崇拜，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潮流。隨後，匈牙利和波蘭因為對斯大林及其在東歐的追隨者的清算，曾一度造成重大的社會動亂。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個人崇拜的大背景下，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這不可避免地對毛澤東形成一定的壓力。在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中甚至刪掉了「毛澤東思想」，八大還增設了黨的名譽主席職位，這個職位到底留給誰？也是不言而喻的。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共開展的批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和給黨提意見的「大鳴大放」，明顯也是受了蘇共二十大的影響。
應該看到，赫魯曉夫與蘇共二十大、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國知識分子與「大鳴大放」這三者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不同程度上衝擊了極權專制的斯大林模式。然而，在怎樣看待「地震」和「動亂」上，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卻都存在一些片面性。
赫魯曉夫及其蘇共把「斯大林現象」歸咎於斯大林個人出了問題，而不是從體制上找原因，對波匈動亂，則採取了斯大林慣用的「鎮壓」模式。正像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評價赫魯曉夫的改革時所說的，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的同時，卻完整無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體系。儘管他從民族的心靈上消除了這個惡魔，但他從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義」。
毛澤東則將上述現象歸結為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妄圖「復辟」。經過短暫的沉默、觀察、判斷，做出了決定他後半生命運的選擇——全面「向左轉」。概括起來就是：「捍衛斯大林」，「反擊右派」，「強調階級鬥爭」。接下來「向左轉」更延伸到經濟領域，這就是後來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這一「轉」，基本上是一去不復返，直到1976年他去世。
正是中國的「向左轉」，使後來的中蘇分歧和論戰成為必然。
「向左轉」與維護領袖的個人權威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召開的。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八大決議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反對黨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也成為大會的共識。應該說中共八大制定的基本路線同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主流思想是相一致的。可到了1957年，毛澤東就改變了這種看法。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的鬥爭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到一年的時間，毛澤東就背離了中共八大的結論。
1957年的中共，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為何幾乎是突然「向左轉」？以往史界往往將其主要歸結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反對蘇聯控制，或者是毛澤東的革命理念與赫魯曉夫路線之間的根本衝突。這種種分析判斷，或許都有它的道理。但論者往往忽略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和中國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年不斷「向左轉」，有着密切關係。蘇共二十大及其引發的波匈事件和日趨惡化的中蘇關係，「右派進攻」，實際上不過是中國社會發展轉向的催化劑。關鍵是，只有「向左轉」，才有利於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有利於維護和強化既定的政治體制。
如果我們將1957年「反右」和後來的「文革」進行一下比較，便不難發現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的一些共性的東西。第一，發動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通常是在他個人的領導地位或權威遇到挑戰時；第二，運動前給運動對象營造一個寬鬆的環境；甚至不惜「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然後大講階級鬥爭及其當前形勢的緊迫性、危險性；第三，運動以突然的形式啟動，其突然程度讓運動中被整肅的對象毫無準備；第四，首先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針對知識分子展開，最後，運動以進一步「向左轉」結束。而個人權威受到挑戰是運動的前提，也是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因此，個人權威遇到挑戰的程度、威脅個人權威力量的大小、改變的難易，又決定了政治運動的規模、持續時間和「向左轉」的程度。如果把1957年至1976年作為一個大的周期，這期間還有幾個相對次級的政治運動，如1959年針對彭德懷的「反右傾」、1971年的批林彪（毛澤東親自明確林彪是「極右」）、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向左轉」和維護、強化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在現實政治中成為互為因果的統一體。一方面，沒有極權體制的領袖權威，「向左轉」就轉不動；轉了，也難以持久。另一方面，只有不斷「向左轉」，才能為維護和強化極權下的領袖權威提供土壤和環境。正是這種因果互動，決定了1957年至1976年中國社會的政治走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