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對待「個人權威」問題上，從1949年以後，比較明顯的有兩次曾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謙虛」。
一是如上所述的八大前後。事實上即便在中蘇兩黨的「蜜月」時期，蘇聯領導人也不贊成中國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列的提法。批判斯大林以後，蘇方更明顯地表現出對此的反感，而毛澤東心裏也是清楚的。在中蘇論戰期間，有件事極能反映毛澤東此時的心態，很值得「玩味」。毛澤東對「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一文，親自做過一處重要的修改。原來的文稿中寫道：「早在三十年代以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並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於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毛澤東在這句話里加進了劉少奇的名字。毛澤東修改後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把劉少奇同毛澤東並列為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代表，在中共正式文件中這是唯一的一次。顯然有為弱化「個人崇拜」矛盾焦點，而「不得不」的意味。這種提法，之後便絕無。
二是1971年「林彪事件」前後。毛澤東一度表示反對林彪的「四個偉大」、「一句頂一萬句」等吹捧之詞。其本意則是在抑制林彪的野心膨脹，置林彪於尷尬。
可見，毛澤東的這兩次「謙虛」是非常態的，都另有緣由。眾所周知，劉、林二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都曾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劉、林的政治生命，又都是因這種特殊地位多少讓毛澤東感到「個人權威」受到挑戰，戛然而止。用「打倒走資派」、「路線鬥爭」做說詞，實在有些「冠冕堂皇」。
對領袖個人權威的極力維護，既累了毛澤東，也累了中國。
論戰緣何「步步升級」
1960年4月22日，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發表《在列寧的革命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文章經過毛澤東本人參加討論修改，系統闡述了中共對時代、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觀點。以批判南斯拉夫為名，尖銳批評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指導思想。
選擇列寧誕辰的時候，批評列寧所締造的蘇聯共產黨，此舉極具震撼力。特別是這三篇文章編成小冊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開發行，在國際上也引起很大的反響。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蘇論戰以在國際上公開的方式展開，是由中共主動發動的。這一招，使蘇共惱羞成怒。這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蘇共發動突然襲擊，對中國共產黨公開指責，同這三篇文章不無關係。就在這年7月，蘇聯決定撤回所有援華專家。
中蘇公開論戰的標誌，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近四萬字的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評」）。探究「中蘇論戰緣何開」的直接原因，就不能不關注在論戰前後，中蘇兩國各發生了一些什麼誘發和導致論戰的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是1962年春天，「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所導致的饑荒，誘發了中國新疆幾萬人越境逃蘇事件。經調查，蘇聯駐烏魯木齊領事館參與並縱容了事件的發生發展。為此中國政府極為不滿。
二是1962年10月，爆發了中印邊界戰爭，蘇聯採取偏袒印度的做法，進一步激怒了中國。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道德價值衡量，這無異於「吃裏爬外」、認敵為友。
三是1962年10月，蘇聯在加勒比海古巴「導彈危機」中，和美國一度劍拔弩張。在這前後，中國對蘇聯的對美政策公開提出批評。在這場危機過後，蘇聯很快就遷怒於中國。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中的原則立場。
四是1963年7月25日，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當時，中國正在抓緊進行核裝置的研製工作。在中國看來這無疑是美蘇企圖進行核壟斷、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自然遭到中國的反對。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條約在莫斯科出籠時，中蘇兩黨正在莫斯科進行會談。
這四個事件，都是直接涉及中蘇兩國現實國家利益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理論，倒沒有多少關係。這種屢屢針對對方國家利益的相互侵害和指責，顯然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圍，必然導致根本利益衝突，公開論戰也就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
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停止相互指責，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為召開新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做準備。蘇共所以主動向中共示好，試圖緩和越繃越緊的蘇中關係，與蘇聯當時奉行的國際政策有直接關係。在蘇聯看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蘇矛盾的加劇，不利於蘇聯在和美國爭霸的較量中，討價還價。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的覆信，贊成舉行兩黨會談。就在中蘇兩黨會談的準備工作加緊進行當中，3月30日，蘇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詳細地提出了蘇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並且建議以他們來信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闡述的一系列觀點作為蘇中兩黨會談的基礎。4月2日，這封信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當面交給了周恩來和鄧小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復了一封長達兩萬多字的信，覆信的題目正式定名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覆信）。此信列出二十五條，詳細闡述了中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立場觀點。在這封信中，中共對總路線做了如下闡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蘇兩黨會談在莫斯科舉行。按照事前的約定，會上雙方輪流發言，當一方發言時，另一方不得插話打斷對方。這個約定本身，也反映了當時雙方的分歧和對立已經不是會議協商能解決的了。第一天的會談，主管蘇共意識形態的蘇共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作了長達五個小時的發言。隔了一天，7月8日，輪到鄧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團發言。這次發言，連同翻譯的時間，也有五個小時。整個會談，基本上是中蘇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立場觀點，根本談不到一塊。就在會談進行時，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蘇共的黨報《真理報》上發表了近四萬字的致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覆信作了全面的批駁。至此，會談完全破裂。7月21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返回北京。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一同前往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機場歡迎，場面之隆重是建國以來所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