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在討論農民養老金的時候談「貢獻」，一是用詞不當，遮蔽了真實的歷史；二是沒必要，一個月幾百塊的兜底養老金，哪需要談「貢獻」？
但架不住總有人談，似乎農民的貢獻連一個月幾百塊也不值。那就談吧，不過我談的結果恐怕不太好看，但這是你們逼我的。
既然要談，就不能只談農民，得一起談：農民拿幾百塊就要問「貢獻」，拿幾千上萬的反而不用問，沒這個道理。
本文略論一下農民、工人和體制內六十年來的「貢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一部分：從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戶
農民vs幹部
概念：「正貢獻」與「負貢獻」
人民公社期間農民的貢獻確實不多，這點要承認，沒必要硬拗。我爸就跟我說過，那時候大家都「磨洋工」，到了地里，下巴往鋤頭把上一擱，就開始「擺龍門陣」。畝產稻穀也就三四百斤，人均一畝左右，就算交一半上去，也就200斤，確實沒多少。
所以有的人就說，就算農民一年交500斤穀子，30年也就15000斤，折合3萬塊錢，現在一個月發200塊也不少了。這種算法頗有《九品芝麻官》中尚書大人「當年你爹只不過給我一個爛餅，我還你一百倍」之風範。這也是我為什麼反對用「貢獻」這個詞的原因：雖然交得不多，但是交完之後全家老小就要餓肚子，這筆賬怎麼算？
所以賬不是這麼算的，當年勞動效率不高，不是因為農民懶惰、偷奸耍滑，而是體制使然——不管是誰，只要吃「大鍋飯」，效率都不高。「人民公社」不是農民自己選的，而是被強加的，不能怪到農民身上。誰該負責？當然是當時的決策者和執行者。
所以那時候農民雖然貢獻不多，但好歹是正的，而幹部的貢獻，完全是負數，是「負貢獻」。《我愛我家》那句「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要飯」就是「負貢獻」的經典表述。
概念解釋：秦暉老師創造了「負福利」一詞，提醒我們福利不總是正的，還有負的，「貢獻」也是如此，不僅有正的，也有負的。大家以後可以多使用這個詞，如果能提一下我對這個詞的「貢獻」就更好了。
那「負貢獻」怎麼算呢？可以拿人民公社與分田到戶比較。以我老家的四川丘陵地區為例，公社總人口約1萬人，耕地約1萬畝，幹部約100人，1965年畝產穀子400斤左右，到了1985年畝產800斤左右，也就是說，畝產增加400斤，一萬畝就增產400萬斤，平攤到一百名幹部頭上，人均「負貢獻」4萬斤/年。當然，這不僅是公社幹部的責任，還有上頭的責任，再加100名，人均「負貢獻」攤薄到2萬斤/年。
注意，這是極其保守的算法。
1、當時全鄉吃商品糧的幹部並沒有100人，也就20人左右，即便算上大隊半脫產幹部頂多100人，加上上頭的，10000:200的干群比例遠高於實際情況，但沒關係，我們算多一點，攤薄一點。
2、只算到分田到戶並不夠，如果算到2000年前後農民外出務工，按50%計算（5000人），人均月收入2000元，一年務工收入1.2億元，折合稻穀6000萬斤，攤到200名幹部頭上，人均「負貢獻」一下子跳到30萬斤/年。分田到戶和外出務工都是最最基本的權利，算進去一點不過分。
總結一下，用最保守的算法，當年的「貢獻」就是：農民+200vs幹部-20000。這個驚人的數據其實是提醒我們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是多麼可怕，以及，作為一個正常人，要分清楚誰是制度的受害者，誰應該為之負責。
那麼，按這樣一個結果，現在體制內七八十歲的退休人員正是應該為當年負責的那個群體，現在大家不計較當年他們的「負貢獻」，反而有人倒過來追究農民的「貢獻」，真是豈有此理。
第二部分：進工廠還是種土地
農民vs工人
概念：「若選擇不自由，則比較無意義」
還有一種說法是用單個人的生產力來衡量，比如一個工人開大卡車，一次運10噸，一個農民靠肩挑背扛，一次也就一兩百斤，所以一個工人的貢獻是農民的一兩百倍。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這裏有兩個問題：1、當時農民想去開車可以去開嗎？2、還是說農民太笨學不會開車？
前面舉我爸為例，下面以我為例，我在工廠也幹過很多年。
1994年，我托關係進了附近的東風電機廠。這個廠是三線廠，三線廠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裏面的工人來自全國各地，在當地是個獨立王國，福利待遇與周圍的農民堪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那時候國營廠可以「世襲」，本廠子弟上本廠的技校，略等於直接進廠，子承父業頂崗上班非常普遍。
90年代軍轉民，搞廠辦「大集體」，又叫「勞動服務公司」，「第三產業」，於是像我這樣的農民，我才有機會進去，此為其一。
我在模具車間開銑床，算是技術含量很高的工種，我師父說我是她最出色的徒弟。後來我去東莞打工，在工程部我是領班，下屬有不少來自國企的工人。所以，根本不是農民不能勝任，只是沒有機會。
所以，拿工人與農民的單位產出比較完全沒有道理，因為當年工人能開大卡車，是被安排的，農民只能種地，也是被安排的。
概念解釋：有一句話叫「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套用這個句式，可以說「如果選擇不自由，則比較無意義」。既然當年剝奪了農民開卡車的權利，今天就沒資格說農民只會挑擔，如果一定要比較，那就是耍流氓。
說句後話。實際上，這樣的國企一旦失去國家政策的保護，大多數在市場競爭中一敗塗地，如今的東風電機廠經歷幾輪改制，大幅裁員縮編，大幾千人的廠還剩三四百人。
如果「開大卡車」可以被視為「貢獻大」，那麼這個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大幅流失貶值是否每一個工人也要承擔相應的損失？這當然是很荒謬的說法，就好像前面把開車與肩扛對比一樣荒謬。
實際上，東風廠的工人經歷了非常慘烈的下崗，很多人的社保存在斷繳漏繳等問題，一直到2015年前後才徹底解決——這裏面包括待我如親媽一樣的師父，我感同身受。
我為什麼反感現在很多工人反對提高農民養老金？因為他們也經歷過那種「被拋棄」的滋味啊，怎麼對一直被損害的農民毫無同理心呢？國家最後還是承擔了他們的養老責任，這是他們應得的，但憑什麼就認為農民不應該得到遲來的補償呢？活了幾十歲，經歷這麼多，怎麼還想不明白呢？
第三部分：從改革開放到現在
體制外vs體制內
概念：「不限制就是最大的貢獻」
1996年，和很多四川農民一樣，我南下廣東打工。如果要算「貢獻」，這是中國農民貢獻最大的時候。雖然收入比在農村有了很大提升，其貢獻提升得更多，因為農民到手的那點收入實際上被嚴重壓低了。
請注意，這裏面真正主動的角色是誰？我當初南下打工，是政府勸導的結果嗎？不是，是我自己去的，去了還要被查暫住證，有可能被送到樟木頭收容站。「傻子瓜子」是政府鼓勵的結果嗎？不是，是年廣久冒着坐牢的風險自己乾的。
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少管。1986年，中央去溫州考察，問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溫州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董的回答是：「是放棄了領導。」
這一點到今天也沒變，舉最近爆火的張雪為例。重慶市政府對張雪的支持「一個子兒都沒有」，這沒什麼不對，政府不能隨便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一家企業；浙江國投投了張雪，也不值得驕傲，這次運氣好，下次運氣差怎麼辦？實際上，作為國家/政府來說，真正該做的，仍然是取消限制，比如取消禁限摩和13年強制報廢，這才是張雪這樣的企業家最需要的——如果張雪可以選，我相信他一定會選後者。
概念解釋：「不限制就是最大的貢獻」，這對於體制內來說，意味着終於從「負貢獻」開始轉向「正貢獻」了。核心不在於積極地做了什麼，而在於不限制什麼，也就是說，不幫倒忙就是最大的幫忙。
所以，若要論功，這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主要歸功於吃苦耐勞的農民工和敢於冒險的民營企業家，體制內對此可以用「亦有貢獻」；若要行賞，農民工所得甚微，企業家得失大體相當，體制內所得遠大於貢獻。
關於六十年來中國農民、工人和體制內的「貢獻」，我就大體說到這裏。當年「負貢獻」的體制內，現在拿着最高的退休金；大起大落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拿到了適當的補償；而一直被損害剝奪的農民，至今在拖欠。
如今要求把農民的養老金提高到幾百一千，居然還有人追究農民的「貢獻」，這種人怎麼不去照照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