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謝富治與陳賡搭檔，組成陳謝兵團，立下累累戰功。55年授銜，陳賡位列十大將，謝富治位次一等，授上將銜。
在地方工作時，他是封疆大吏，擔任過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
後奉調進京，出任公安部部長職務。
1962年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旨在檢討三年困難時期出現的種種問題。謝富治在會上發言，講述了全國各地因經濟災害所產生的各類治安案件。
毛澤東亦因情況嚴峻在會上作了自我反省。輪到林彪發言，他卻一反眾議，認為當前所面臨的種種困難，根源都在於未能準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出現了偏差。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事實都充分證明毛主席的思想始終是正確的。遺憾的是，我們部分同志未能深刻領會毛主席的思想，將問題導向了「左」的極端。
林彪的這番發言與會議的整體氛圍格格不入，卻意外贏得了毛澤東的青睞。
這件事令謝富治印象深刻，在與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趙明交談時，他懊悔地說：我未深思熟慮便急於發言，大談因三年自然災害引發的諸多嚴峻治安問題；和林彪的表述相比，我顯然未能準確把握髮言的方向！
有了這次教訓，1966年文革開始，謝富治像換了一個人，第一炮就轟向了老領導鄧小平，說鄧小平這些年來，越來越不尊重毛主席。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提醒謝富治：說話要實事求是，你說鄧小平的那些事，我怎麼從未聽說過。
謝富治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大聲說：「你不知道的事，還有很多！」非但如此，他還點撥傅崇碧說：「對待江青同志，必須保持尊敬，握手時要用雙手。」這番話讓傅崇碧大吃一驚。
謝富治的緊跟姿態，贏得了江青的好感。這一年的8月，謝富治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候補委員，並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
1967年2月，在一次緊急碰頭會上，徐向前、葉劍英等資深將領對江青及其同夥導致軍隊混亂的局面進行了嚴厲指責。徐向前激動到拍了桌子，他嚴厲責問，難道我們這些人管理不了軍隊？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謝富治當即反駁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軍隊。」
2月16日，在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上，葉劍英、譚震林、陳毅等對陳伯達、張春橋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進行了嚴厲指責，鬥爭達到白熱化，史稱「大鬧懷仁堂」事件。
針對老帥們的強烈不滿，謝富治強調說：「切勿以個人立場為出發點，而應着眼於整體大局。」
譚震林聞言怒火中燒，對謝富治厲聲說道：「我並非只關乎自身，而是為了所有老幹部，為了我們整個黨的組織！」
碰頭會結束後，張春橋向江青匯報說，謝富治是碰頭會上唯一為他們辯護的人。這讓江青非常高興，評價謝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人，很難得。」並特地向毛澤東提出，將謝富治吸收進「中央文革小組」，使其成為「文革小組碰頭會」的成員。
1967年4月上旬，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謝富治也參加了這次會議。4月11日，徐向前在會上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近3個月來的工作進行了檢討，但謝富治仍然揪住不放，說：「你徐向前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徐向前聞聽氣憤地說：「錯誤路線我都承認了，你還想怎樣？難道要把我打成叛徒、反革命嗎？」
1968年10月，繼續對67年的「二月逆流」進行批判。謝富治在會上說：幾個老總講話矛頭指向運動，京西賓館煽風點火。朱德在井岡山時就反對毛主席，譚震林、朱德、陳毅合夥把毛主席趕出軍隊，陳毅是朱德的參謀長，這些人都應該批判。
謝富治還沒忘記對陳雲「開炮」，說陳雲在1961年七千人大會上，主席3次叫他發言，他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後來卻作黑報告反對主席、反對大躍進。劉、鄧搞反革命修正主義，朱德、陳雲也是搞修正主義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還想為他們服務。
謝富治可謂火力全開，拿了老同志一個個點名批判。最後總結說：陳雲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劉少奇突然抬出他來搞經濟，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級餅子高級糖。陳雲一貫反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事情都要清算。
謝富治的這番表現，被認為是具有堅定的革命立場，有膽有識，在接下來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後又出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在上將資歷的將軍中，可謂獨領風騷。
正在他志得意滿時，卻不幸遭遇疾病襲擊，身患癌症，於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死後極盡哀榮，享受國葬待遇，天安門、新華門均降半旗致哀。悼詞規格甚高，稱其病故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第二年，妻子劉湘屏出任衛生部部長。1976年10月，因與四人幫走得太近，一損俱損，被撤職審查。
步其後塵，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紀委關於康生、謝富治兩人的審查報告，公佈其反革命罪行，撤銷悼詞，開除黨籍。不久，謝富治的骨灰被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與病逝時的評價形成鮮明對比。
女兒謝小沁，哈軍工畢業，所學專業為導彈系自動控制。謝富治掌權時，她活得低調；謝富治被徹底否定後，她活得坦然。整個一個以物喜不以己悲，與羅瑞卿女兒羅點點好得不是一般。
2026年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