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與蘇聯論戰，早在1962年年底，中共中央便正式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組長是康生，吳冷西任副組長。小組的成員還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和寫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喬冠華、許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最後兩位因病沒有參加這項工作）。他們起草的「反修」文章，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常委審定。從1962年12月起，一直到1966年5月開始「文化大革命」之前，寫作小組都集中在釣魚台辦公。「文化大革命」暴風雨來臨前夕，這個班子方告解散。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準備，打出了徹底批判蘇共領導「現代修正主義」的第一枚「重磅炸彈」，發表了《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此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共中央又連續發表了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其他八篇文章，將中蘇兩黨的大論戰推向高潮。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陸續發表評蘇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開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稱「九評」。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一篇外，還有：「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文章批評矛頭直接指向蘇聯，不再有所掩藏。原來還準備有「十評」，只是由於赫魯曉夫的突然下台而作罷。
中蘇論戰，進而發展到中蘇交惡，實際上主要是中蘇兩黨、兩國領導者為鞏固捍衛自身的領導權威，進而維護國家利益使然。俄國十月革命後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普及到東歐、東亞十幾個國家的「東方社會主義」，其典型的體制特徵就是黨和國家一體化的政治結構。國家、民族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必然成為政黨之間的矛盾。中、蘇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存在利益的差別和矛盾是自然的。雖然戰後東西方冷戰，掩蓋和化解了兩國間的很多矛盾，而一旦外部氣候緩和，或遇到根本性的利益衝突，仍會表現出來。對中共來說，主要就是不願聽從蘇聯「老大哥」的支配，想謀求政黨、國家間的平等，而蘇聯則想維護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從根上說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雙方對「馬列主義」的引經據典和標榜「正統」，不過是用來說事的「大旗」和「虎皮」而已。
但是，存在利益差別和矛盾，未必一定要發展為敵我對抗。中蘇兩黨從內部意見分歧一步步發展為公開論戰，直至發展為兩黨、兩國的對抗，甚至接近戰爭的邊緣。這種發展演變，其實並不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中蘇兩國都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中蘇論戰的不斷升級，還有另一個深層的原因。中蘇兩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均缺乏彈性，缺乏靈活有效的糾錯機制。「反對意見」在中蘇兩國內部都難有存活的空間。事實上，從分歧到公開論戰的七年中，雙方曾有過一些可以相互妥協、退讓的契機，中蘇兩國內部對激化兩國矛盾的政策，也都有過不同的意見。從國家利益的大原則出發，對相互關係做一些調整，使論戰適當降降溫，起碼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蘇兩黨高度集中的政權體制，使主要領導的意志很難得到修正。即便有主張緩和的人，也不願承受妥協、退讓，更別說承認錯誤可能會帶來的國內政治風險。而恰恰相反的是，起勁地按領袖意志同對方堅決鬥爭，反而會獲取國內政治資本。康生、陳伯達在「文革」初期得到重用，與此不無關係。後來，毛澤東在重新啟用鄧小平時，仍把鄧同蘇修「堅決鬥爭」視為很重要的理由。這種「無路可退」的體制，使論戰的立場、觀點具有了某種「剛」性，這也是促使論戰你追我趕、步步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曾試圖緩和中蘇關係，但中國「向左轉」的路線以及蘇聯的霸主心態在高度極權的體制下，都已成為「黨和國家的主流意識」。改變難，調和也難，兩個大國的分道揚鑣，已不是換個領導人所能左右的了。赫魯曉夫的下台，使中蘇論戰告一段落。而接下來，中蘇關係便急劇惡化，每況愈下了。
對中蘇論戰的反思
綜觀「九評」，不外是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系統的闡釋。而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認為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甚至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要不斷進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這也正是中國「向左轉」的基本指導思想。塵埃落定，再來比較中蘇雙方的觀點，不難看出，顯然是蘇方的觀點更具合理性。因為當社會演變到今天，居然基本上可用當年中方給蘇方扣的諸多修正主義「帽子」，用來描述中國的現實狀況。而蘇方點出中方的問題，中國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很多都作為「極左」錯誤，進行了「撥亂反正」。
正是「極左」觀念作祟，「九評」在立場方法上充斥着很多「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甚至「無事生非」的無端指責。最典型的就是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認為南斯拉夫已經復辟資本主義，這裏我們不妨把「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文章綱目列出，從中也可大致了解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主導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
(1)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2)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農村的泛濫；(3)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4)美帝國主義的附庸；(5)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別動隊；(6)從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7)中共對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8)是鐵托「勾銷了錯誤」，還是赫魯曉夫以鐵托為師呢？(9)簡短的結語。
這裏，已經沒有必要去分析這些指責的對與錯了（中國已經用自己改革開放的實踐做出了回答）。單從戰術層面講，中蘇論戰，把第三方扯進來批判一通，既不能理清中蘇的分歧，還製造了新的分裂。有意思的是，當中蘇關係破裂後，鐵托又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難得毛澤東讚揚的人物。儘管按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衡量，南斯拉夫被認為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修正主義」最嚴重的，甚至已經「資本主義復辟」，卻並沒有妨礙南斯拉夫後來成為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少數幾個東歐國家之一。由此可見，毛澤東並不真的看重意識形態的那些原則。對南斯拉夫和鐵托態度的變化，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幫助我們認識中蘇論戰緣何開。
中蘇論戰二十多年以後，在中蘇兩國恢復正常關係的時候，鄧小平回首往事，曾經對中蘇論戰作過這樣的評說：「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可以說鄧小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給中蘇論戰做了政治結論。同時他還談道：「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要害是「不平等」，卻非要上綱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上去爭是非，這不能不說是中蘇兩黨、兩國治國策略上不成熟的表現。
中國和蘇聯經過各自的社會變革，都已經否定和拋棄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對實踐已證明都是錯誤的路線，再辨析和判定誰對誰錯，已沒有意義。從修好兩國關係的角度出發，而又保護各自的情面，鄧小平各打五十大板的解釋，可能是最好的選擇。1989年春，已經退居二線的鄧小平，之所以要親自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級」會談，也是想在他的手中親自了結中蘇兩黨的恩怨，開闢未來。然而接踵而至的蘇聯解體，蘇共倒台，使這種解釋似乎又成為了多餘。
如今，「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失去了國際性。「總路線」也已經沒有任何政黨和國家認同。即使再想「論戰」，恐怕連對象也找不到了。「社會主義是否存在對立的階級」、是不是「全民國家」、共產黨是不是「全民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社會主義能否「和平過渡」和帝國主義能「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嗎，當年那種在「同志」名下的爭吵，不管多麼激烈，在今天看來，都已經變成一種帶有童話色彩並連帶某種親切感的歷史回憶。
當我翻看中蘇論戰那些由大量空洞辭藻堆砌起來的文獻時，我一直在想，按照中國當年的邏輯，今天的中國，肯定已經「復辟資本主義」了。因為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定位下，今天的中國，沿着市場經濟模式，已經比當年的「南斯拉夫」走得更遠了。「資本」在現今的中國，不僅已經有了「市場」，而且成了全國上下到處拼命引進的東西，成了社會財富的代名詞。
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中蘇論戰，從功效上看，既沒有達到明辨是非，也沒有實現存異求同。而論戰使雙方對立的加劇，特別是中國走向「極左」的政治路線，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概念化的爭吵和給對方「扣帽子」，無助於解決思想問題，更不可能改變對方的立場。當年主持中方論戰的鄧小平，幾經磨難復出主政後，在國內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問題上，或許是受了過去中蘇論戰的啟發，採取了明智的「不爭論」政策。果真如此，也可算是中蘇論戰的另一種收穫了。
（選自《溫故》（之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