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翻譯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
從"梁效"說起
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貶斥是無爭議的。對於曾與之有關聯的幾位教授，是不可磨滅的劣跡，甚至於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軟骨頭"的證明，其中名望最重的，背負的罵名也最重。然而，認真追問一下，為什麼單單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資料，只要翻閱從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歷次"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大躍進"......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大批知名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的文章，批判別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種"表態"，言辭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遠超過"梁效"的文章（後者主要是"批孔"，最後少量"批鄧"，即告壽終正寢）。那麼為什麼後人單單拎出"梁效"來，甚至有人指責參加者為"失節"？其邏輯大約是把它算在"四人幫"頭上，於是與之有關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幫"，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則是服膺於正統的領袖和組織。這可能是長期宣傳的效果，事實上哪一次運動不是最高領袖發動的？"批林批孔"當然不例外，那些被招進《梁效》的大小筆桿子難道當時會認為這不是聽命於最高領袖？再者，他們有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嗎？
筆者無意為知識分子在某一時間段不光彩的表現辯護。只是作為那段歷史的見證者，趁着記憶猶新，儘量梳理一番主客觀情景，以助後人對一段歷史及一代人的理解，同時能以史為鑑，認識今天，如果有所啟迪，可多一分真誠的自省。
（一）一九四九年以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總體精神面貌
關於兩千年來中國"士"的精神傳統的形成和變遷，在十年前發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道統的傳承與失落》一文中已經詳述，此處對後期的情況略作補充。
經過西學東漸，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而又承載了傳統文化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近百年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大體上共同的追求就是：振興中華、國泰民安、學有所用。大部分都有留學的經歷，有了參照系——希望把國家建設成什麼樣。基本上認同民主、自由、平等。同時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有強國夢，把國家置於個人利害之上。特別是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這種精神表現得最充分。西南聯大人的許多故事現在盡人皆知。只舉一例：教育部曾企圖給擔任行政職務的一部分教授（校長、院長、系主任等）適當的津貼，以補償其額外的辛勞。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帶頭聯名拒絕接受津貼。須知那是在生活極端艱苦，食不果腹的境遇下，而且這些教授主要還是擔任教學任務，著述不輟，並非現在"脫產"的各級學官，行政工作的確是額外負擔。其難能可貴也在於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幾代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在那種艱險之中，民族文脈得以保持下來，今天回顧，愈感到這一批精英的歷史功績和精神的可貴。
另外，當時的知識精英所代表的主流價值觀，是追求民主，反對專制，更痛恨腐敗。所以在四十年代末，多數都對國民政府失望。至於中國向何處去，有左、中、右不同的政見，也是自己的選擇。
差不多同一批人，為什麼當時如此，後來又如彼呢？
（二）鼎革之際選擇留下的動機
中國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士人就面臨糾結，在傳統智慧中也有兩種說法：或誓死不做"貳臣"；或"識時務者為俊傑"。但是到了民國時期，國家已不等同於皇朝，去留早已不是"忠君"的問題，而有諸多因素。多數知識分子選擇留，大致有以下幾種心態：
１）熱土難離，好容易抗戰勝利了，自己又要流亡，是難以接受的。特別是看到俄國革命後流浪在外的"白俄"的處境，不願做"白華"，是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
2）對舊政權完全失望，認為換誰都比它強。
3）中共當時正需要團結最廣泛的多數，特別是有社會地位、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統戰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重點宣傳的是《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他們可以接受。
4）自以為沒有在舊政府中做官，是獨立的，自己的知識總是可以在任何政權下為中國人民服務（這是很普遍的想法）。
５）戰後整個國際思潮是左傾，除了美國之外，不同程度的左傾思潮在歐洲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中佔主流地位。像約里奧—居里這樣的諾獎科學家、畢加索這樣的頂級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就可見一斑。由於反法西斯戰爭之故，蘇聯的威信還相當高。這一國際背景不可忽視。
（三）一方的恩威並施與另一方的自願與被迫
每一個新朝都有一番新氣象。最初的三年恢復期，從滿目蒼夷的戰亂中安定下來，如"脫韁之馬"的惡性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生活秩序恢復正常，成績顯著。提出的口號是：獨立、統一、民主、富強、和平，這是國人嚮往已久的，當然衷心擁護。進入大城市後的"三斧頭"：平抑物價、掃蕩毒品、改造妓女，使人感到歷屆政府做不到的事，新政府能做到。
施恩方
需要時禮賢下士，姿態做足，豈止三顧茅廬！
例如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以年老為由，不願到北平參加政協會議，新任上海市長陳毅出面敦請還不夠，陳雲以原來商務老同事之誼登門遊說，終於說服其北上；黃炎培起初不願就任副總理，毛澤東親自邀見多次，懇求"幫幫我"；陳毅到上海就任市長，第一個提出要見的就是書法家沈尹默；陳到杭州還去拜訪馬一浮，據說當時馬正在睡午覺，陳令人不要打攪他，竟在樓外等了一小時（時間究竟多長，姑從傳說），堪與程門立雪比美；熊十力在北方住不慣，要到上海定居，提出住房的種種條件，當局盡力予以滿足。還有陳寅恪，人們都津津樂道他堅持不進京、不學馬列，保持獨立人格的傲骨，但是這需要當局的容忍。筆者在改革開放以後到中山大學訪問陳的故居，是幽靜的小院內一所平房，陪同者專門指出屋門口一條通向大門顯眼的白色水泥路，說是當年主政廣東的陶鑄指示為照顧陳先生目力不佳，特意為他鋪這樣一條便於辨認的路。足見在開始需要"爭取"時，可以做到這樣周到。
所有這一切，只能說是"好景不長"，但並不是突變，而是曲折的漸變，而且因人而異。從1951年大規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開始，到"文革"的十幾年間的政治運動是波浪型的，有張有弛，"恩威並施"，每次都宣佈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教育為主"，正如楊絳在一篇文章中所說，這促使人人都爭當那百分之九十五，以免於落入百分之五。另外還有"給出路"的說法，前期遭打擊的對象，根據個人"認罪"表現，以觀後效，運動後期還有"落實政策"的希望。實際上幾乎每年都有"運動"：批《武訓傳》、"三反五反"、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等等。在這些運動中大批稍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都被捲入，必須公開表態、"站隊"。
在這之後，1956年忽然出現小陽春，周恩來做"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發展入黨，科學、教育界被要求制定十年發展規劃，提出"向科學進軍"。給人的印象是政治運動已經過去，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已被接受，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這是當時常用的詞），全心全意投入業務工作。接着就是"雙百方針"的提出，傳達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凡是當時聽過傳達的都發現後來正式發表的版本與最初聽到的有所不同），其中明確肯定"疾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還放映1949年以前的某些舊電影，周璇的歌在青年人中流行傳唱。甚至還提倡婦女穿"花衣服"，打破千篇一律的藍制服。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破天荒地舉行了"布拉吉"（俄語連衣裙）展覽，各單位組織女員工去參觀提意見。小商販和私營小店被允許存在，一些著名的傳統風味餐館不但繼續營業，還往往得到高級領導人的光顧。在這種形勢下，全國舉行"大鳴大放"，要求各界"幫助黨整風"。明確保證"言者無罪"。特別是團中央專門佈置各級團支部組織團內外青年學習"娜斯佳精神"[1]，動員青年大膽給領導提意見，反對官僚主義。如此這般，大小老少知識分子怎能不歡欣鼓舞，舉雙手擁抱"新中國的春天"？無論是從"明君"納諫的角度，還是從開放言論實行民主的角度，都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貫嚮往。除了極少數政治閱歷豐富，城府特別深的人有所保留外，大多毫不設防，盡入彀中。
以後風雲突變，一切都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言者都獲罪，自不必贅言。再後來，螺絲越擰越緊，不論自願與否，已無退路，直到"文革"遭"橫掃"......這一套收放自如的手法，繼承了有千年積累的中國帝王剛柔並濟的統治術，再加以從外面引進的現代極權理論和制度，為古今中外所獨有。的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難望項背，斯大林則只知鎮壓，不知"懷柔"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