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另一方
第一課是學習《社會發展史》，接受"唯物主義歷史觀"，承認勞動創造世界，說明猴子變人是從前肢發展成手開始，所以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由勞動發展出來的雙手。根據這一理論，大腦發達似乎不在人與獸的區別之列，因此腦力勞動不算勞動，據此，確立"階級觀點"，"勞心者"就是剝削階級，而況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受高等教育者大多出身不是工農家庭。從這一命題出發，所有知識分子都有原罪。這與基督教眾生平等的原罪不同，承認了人以階級分敵我的原則，落入"敵"方就可能萬劫不復，很恐怖。但又有"改造"的可能。接下來否定自己、否定同儕，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前面提到，在這一切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前提，就是歷史潮流與國家利益。這是道義的制高點。個人思想問題是與帝國主義相聯繫的。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佈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艾奇遜在附致總統函中提到寄希望於中國人的"個人主義與民主再抬頭（the reasser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democracy）"，遭到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幾篇文章迎頭痛擊，其中不知是翻譯之誤還是有意歪曲，"個人主義和民主"變成了"民主個人主義者"，加了"者"字，就變成了某種人，"reassertion"譯作"再顯身手"。這樣性質就變了，由抽象的命題變成了具體的人的行為。於是，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者就是艾奇遜寄託希望的人，也就等同於帝國主義代理人，一句"帝國主義正向你們招手呢"！嚇得一大群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知名學者爭先恐後紛紛表態，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與之劃清界限。
"反右"應該是一個節點，以後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在以前還留有餘地、有所區別的話，到"文革"就一網打盡，全部斯文掃地，實現了在一切領域專政，包括最私密的生活，包括做夢（筆者親自聽到"文革"中進駐本單位的軍代表訓話稱：做夢也有階級性）。
（四）幾個典型事例
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有不少關於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筆者所見就有謝泳、傅國涌、陳徒手、楊奎松等學人的作品，還有他們的遭遇和事跡在網絡流傳甚廣。本文僅就親身體驗，舉例說明自己的一得之見，並非學術研究，也不是對人物的全面評論。所舉人物都是我敬重的前輩，這裏只是客觀地以他們的遭遇說明一段特殊的歷史，無所褒貶。這是需要事先說明的。
當局對知識分子總體的態度，顯然理工科與社科人文界是有所區別的。這與高校院系調整大力發展工科，壓縮文、理，基本取消社會科學是一個思路。到"文革"中，領袖曾有廢除大學之想，但"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這當然是從實用出發，只要物質生產，精神則靠一個人就夠了。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然科學不懂不能裝懂，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或是化學方程式，沒有學過就如天書一般。而文科（廣義的）許多學問，貌似常識，誰都可以說幾句。而且表達離不開思想，思想必須定於一尊，連歷史事實都以一人的是非為是非，根本不能"研究"。所以"反右"時落馬的以人文社科領域的居多。但是理工科的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本能地尊重科學，到次年"大躍進"時，對種種違反科學常識之事無法接受，特別是直接關係到生產，稍有責任感就難保持沉默，所以1958年以後，理工科的知識分子也難逃一劫。
對於文科知識分子也還有區別對待。今略舉幾個典型例子：
陳寅恪
前面提到他一開始就拒絕入京，拒絕學馬列，恪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如果不受到特殊的優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人能效尤嗎？他的特殊性何在？據說斯大林曾向毛問起陳寅恪，使毛對他另眼相看。也許由於陳會突厥文，研究突厥史，引起俄國人的注意。毛是否是從斯大林才知道陳寅恪，沒有考證。不過筆者直接從一位清華同班同學中聽到過的故事應該屬實：這位同學在1948年時已參加地下黨，她奉組織之命，特意與陳寅恪的女兒住同一宿舍（她是外文系，陳是歷史系，一般分宿舍是按系分配的，所以需要特意安排），任務是努力與她建立感情，爭取她認同，以便通過她影響其"國寶級"的父親留在大陸。那位同學說，第一次聽到人有被稱為"國寶"的，感到很新奇。足見在北平易幟前，陳寅恪已經在需要爭取的特殊人物的名單上。至於我那位同學對他女兒的爭取工作是否有效，陳以後決定留下，是否有他女兒的影響，不得而知。比較可靠的說法是說服陳留在大陸起決定作用的是當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1948年底陳在猶豫不決中離清華南下，又從南京到上海，見到陳序經，接受後者的勸說留下，即應聘到廣東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後，陳序經轉到中山大學任副校長，陳寅恪也到中山大學任教，陳副校長對他呵護有加。陳序經爭取陳寅恪事得到周恩來嘉許，告訴陶鑄。陶鑄本人也是比較有文化，對讀書人有所尊重，所以直到"文革"前，陳還能安然度過歷次運動，並埋頭自己的著述。這是他的幸運。到"文革"就失去庇護，慘遭折磨，於1969年去世。
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層原由，與陳寅恪的專業有關。他的學問冷僻而高深莫測，懂的人很少。其著作與現實政治意識形態似乎關係不大，他也極少發表與現實有關的意見，因而最高領導能放過他。他明智地選擇留在廣東，實際上雖受優待卻並不在中樞的視野之內，少一些干擾和麻煩。其他專業就有所不同，無法逃避。法律作為學科，是首當其衝必須徹底改造甚至消滅的。在院系調整中，法律系、政治學系都被取消，法學專家教授在"反右"中一律落馬，幾乎無一倖免，不論是否有言論。例如功勳卓著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曾參加審判戰犯的國際遠東法庭，維護正義，爭取依法懲辦日本戰犯，為中國人民爭取公道做出傑出貢獻，初期也曾受到一定的待遇，"反右"中照樣在劫難逃。他最後自嘆如一塊舊抹布，用過就被扔掉了。至於歷史、哲學，已經自成一家有宏觀體系的，如雷海宗、馮友蘭、金岳霖等等，必須徹底批判、否定，因為這種"通古今之變"之學，都被認為有"階級性"，只有最高領袖、導師有資格做，只能有一個權威。容不得探討，其他"學術權威"當然在被打倒之列。
梁漱溟
與毛澤東公開爭論的事跡流傳甚廣，在人們心目中是剛正的典型。他對中國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始終不變。
事實上，這些人物的命運都在領袖掌心之中，座上客或是階下囚，只憑一句話。梁的學說在50年代初期受過一些批判，以後除了"文革"中無例外地被紅衛兵抄家、搶劫外，基本上未有大起大落。反右倖免於難。他與毛爭論是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他是政府委員。另外，從第一屆起，連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其中兩屆是常委。梁與中共的關係不一般，其"諍友"地位是歷史造成的。在二戰後馬歇爾調停、國共談判中的故事眾所周知，此處不贅。新政權成立後，毛與周一再敦請，他才從重慶到北京來參政，毛還多次以老友相見，親切晤談、共餐。所以到1953年那次爭論時，他還以這一層淵源，敢於當面直言。從另一個角度看，毛之對他當面痛罵，幾至失態，也還算是相對"平等"的，他人無此"榮幸"。以後其他人再無此種面折庭爭的機會。不必"欽點"，下面領會精神，直接打成"右派"或在其他運動中按個罪名，是平常事。公眾也就習以為常了。以上是講客觀條件。從主觀方面來講，梁漱溟為人耿直坦蕩是一貫的。他對毛的崇敬也始終如一。晚年提起那場爭吵，還曾表示自己態度也欠妥，沒有顧及領袖面子。另外，他尊孔觀點始終不變，在"批林批孔"中表示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當局也似未逼迫他。他至死對毛欽佩，也從不諱言。
雷海宗
論學問，為史學一代宗師；論愛國，在40年代抗戰最艱苦時，有機會赴美講學（是中國政府與美方達成的學術交流項目，不止他一人），卻以國家和清華當時需要他為由，力辭不就，連梅校長和胡適等勸導也不為所動。須知當時教授們已經到了無米下炊的地步，這個項目也正是有改善這批最寶貴的人才的生活的作用。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的確有強烈的愛國心，乃至曾倡導"國家至上"。在中共這邊，他一直被列入"反動"。一則因為他參加過國民黨，而且夠一定級別。更重要是他有一套歷史觀，自己建立一套宏大格局，與"歷史唯物主義"格格不入。在學術思想上不能見容，甚至被認為有法西斯傾向。他也是蔣介石要搶運的特殊人才，但還是選擇留下。
他不僅是思想改造的對象，還是"肅反"運動對象。1950年被登記為"反動黨團分子"，受"管制"一年。他當然努力改造，兩次參加"土改"。韓戰開始後，在報刊寫文章批判羅馬天主教庭和美帝國主義。1951年解除管制，作為"內控"使用，解除清華歷史系主任職務，還保留教職。教授思想改造運動中當然是重點之一。被自稱受毒害的學生當眾指着鼻子痛斥。1952年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這種做法略相當於過去的貶出京城，被貶出京的不止他一人，據說是為削弱這些政治思想有問題的人物的學術影響力。南開大學反而因此受益，後來在一個時期內成為歷史學重鎮。當然還有其他教授，不過雷海宗奠基之功不可沒。日後他的學生或曾與他共事的青年教師提起來都敬佩有加。
儘管有此經歷，他仍然不減書生氣，在"鳴放"中侃侃而談，發表自己對社會科學應趕上世界新發展的看法。被捕蛇者抓個正着，雖然已經出京，其言論卻報到北京，是中央點名的"右派"。自此以後，他健康狀況急轉直下。1961年被摘除右派帽子，獲准重上講台。他抱病堅持了一年，到1962年以60歲盛年去世。
這樣，他沒有活到"文革"，也逃過了以後幾年的折騰。當然更無須對"批孔"表態。
馮友蘭
名氣最大、經歷最曲折、最坎坷，爭議也隨之。作為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是中國學術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同時他也是教育家。其早期關於教育的著作有許多真知灼見，基本上與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等教育家的思想一致。（詳見《馮友蘭論教育》一書）。總之他主張教育獨立、思想自由，他撰寫的《西南聯大碑文》稱"（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他撰寫的對清華歷史的回顧，稱其成立是"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應，是融合中西新舊的成功"，這兩句正是他所追求的教育的目標。
另外他並非完全埋首書齋，還擔任行政領導，幾次受命於危難之中。例如1930年羅家倫辭去清華校長之職後，在空檔中代校長維持一年。他在抗戰前後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達13年，繼基本上以研究舊學為主的國學研究所之後，建立起學科多樣、不拘一格的名師雲集的文學院，貫徹其"融合中西新舊"的宗旨，培養出眾多人才，這方面成績不可謂不顯著。抗戰勝利後，曾帶頭抗議軍政當局侵害學生反內戰的集會自由，在清華也曾掩護過在黑名單上遭追捕的左派學生。1948年底梅貽琦校長臨走前指定他負責維持清華。這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在最艱難的城內外隔絕、政權真空時期竭盡全力維持了近一個月，直到移交給解放軍軍管會。這一個月不但有炮彈之險，還斷了財政來源，左支右絀，勉強發糧餉，應付師生員工的各種不滿。軍管會進駐後即被撤換，改為由周培源、葉企孫、吳晗組成的教務委員會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