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48年原在美國講學，在北平易幟前夕特意中斷訪問趕回，是自己的決定，並未受"爭取"。以他的學術威望，似乎應該是新政權的統戰對象，但是一開始就沒有獲得陳寅恪那樣的優遇。與梁漱溟相比，顯然親疏地位不同。在"左、中、右"排隊中，他一開始就被列為"右"。蔡仲德編的《馮友蘭年譜》和陳徒手根據檔案資料的力作《故國人民有所思》關於馮友蘭一章，都生動地說明他在每一場風波中被拋上拋下的尷尬處境，正是"恩威並施"手法最典型的承受者。以下所述有些是本人見聞，有些取材於這兩本書。
1949年軍管會接管清華，任命新的領導班子，馮即主動辭去包括文學院長在內的一切行政職務，並且提出離開清華，不再教學，到研究機關工作。當時的"高教委"批示是："馮友蘭、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義任職，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據此，一開始就已定性為"反動"。從此他總是處於惶惶不安之中，不斷自我檢討，而同時遇事還得"表態"。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伊始，他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做一個總"表態"，要改正過去的錯誤觀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用五年時間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的回信語氣居高臨下，要他慢慢來，最後一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顯然是不信任他，說明不是一次總表態就可以過關。從此馮進入漫長的自我否定的過程。1951年教授思想改造運動是第一次高潮，馮是重點之一，大會小會檢討多次難以過關，一次比一次給自己上綱高。先生在台上檢討，師母在下面抹淚。1952年"三反五反"重點是工商界，但是大教授們也得檢討，馮還是一次次難以過關，曾與金岳霖抱頭痛哭。
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受到"重用"和優待，除教學任務外還有許多社會活動。不少場面上的活動有他的身影，曝光率相當高。院系調整後，他被聘為一級教授，月薪加研究津貼達445元（在當時絕對是高薪），1951年即參加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並接受新德里大學名譽博士學位（這當然事先需要中方批准的），後來還多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作為河南籍人士，曾任第一屆河南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為主席團成員。後擔任過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7年3月，已是"鳴放"末期，馮參加政協會議期間，在某次會議與毛澤東分在一個組，散會時，毛拉着他的手說："好好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嚒，你寫的東西我都看"。於是他在政協會上發言批評對"雙百方針"的懷疑論，此講話刊於《人民日報》。4月，毛請吃飯，有馮友蘭、金岳霖、賀麟、胡繩等人。此時那些老教師們對於即將來到的突變還蒙在鼓裏，馮又寫《新風氣和新努力》，發表在《人民日報》。5月，風向陡變，"反右"開始，"百家"之說收回，變為"只有兩家"。馮當然代表資產階級那一家。他匆匆表態後，剛好有早已決定的出國任務，到波蘭和蘇聯逗留一個多月，也許因此他"鳴放"言論不多，僥倖未打成"右派"。哲學系老教授雲集，而戴右派帽子的只有張岱年一人。後來陸平接任校長還據此批評前校長江隆基嚴重右傾，在鳴放中"引蛇出洞"不力，留下"隱患"。高層也不滿，說"馮友蘭他們從鬥爭中學到了經驗，看形勢辦事，鬥一斗，就縮一縮，因而不易抓到他們右派的證據"。不過馮在這期間還是忍不住提出了他對傳統道德的"抽象繼承論"，以後這一論點一直是批判的靶子。對他的大小規模的批判從未間斷，而馮對自己這一創造似乎比較珍惜，與多數情況下逆來順受的態度不同，常常為之辯解。
不斷檢討的同時，他的教學與學術活動仍然繼續，還常發表與哲學史有關的文章。1950年代前期還有與同行討論和商榷的餘地，後來的文章就只有視各種運動的需要不斷自我批判，兼批判他人了。他永遠被認為是"唯心主義"代表人物，能否對馮友蘭及其錯誤思想展開有效的鬥爭，成為衡量哲學系黨組織"戰鬥力"的標準之一。高層在內部講話中對馮用詞相當刻薄。康生說他懂什麼哲學，只不過是"語言的詭辯"。連馮友蘭學識淵博、得"活字典"之名，都不能容忍，被看作是負面、有害的東西。他每發表一學術觀點，就召來眾人習慣性的炮轟，他的學術訓練方法，指定必讀的經典著作，也遭非議。青年學生對他很不尊重，往往頤指氣使。
到"大躍進"導致大饑荒之時，高層忙於解困，顧不上思想批判，需要安定民心，已達極左的鐘擺略有回擺，對知識分子做些安撫工作，又要聽他們的意見了。這期間馮稍稍大膽吐露一些心曲。在一次會上表示自我感覺是動輒得咎，不知所措，對學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感到"現在的教師相當於過去皇帝的侍讀"。這種感覺絕不止他一人。這還是在1961年，相對寬鬆的年份。到1972年"複課鬧革命"，大學教師與工農兵學員的關係比"侍讀"有過之無不及。
"文革""風暴起，挨鬥、抄家、交代、檢討、關牛棚......這是共同的。馮的特殊性還在於其在恩威並施中過山車式的起伏。兩次生病境遇的鮮明對比是絕好的例證。1967年馮病前列腺需做手術，因"牛鬼蛇神"身份拖延了住院，釀成尿毒症，先在醫院急救插了導尿管，隨即掛着瓶子登台接受大會批鬥；後來因病情加劇好容易被批准做第二次手術後，傷口未愈，又被趕出醫院。不久工宣隊進駐，被隔離審查，關進集體牛棚，席地睡稻草，繼續接受批鬥，同時不斷寫交代，並遵命寫各種人的材料。此時他已年逾古稀，若不是形勢忽然變化，生死難料。到1973年又一次生病住院，境遇與前次大不相同。不但順利住進醫院，還有謝靜宜來探望，轉達江青的問候，並立即要他寫信致謝。於是他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對老年知識分子的關懷，由校黨委轉江辦，這就是後來流傳他寫"效忠信"的由來。傷口未愈掛着導尿瓶挨鬥，在牛棚中九死一生，與住在舒適的病房接受最高領袖的眷顧、問候（可以想見，在那種情況下，醫院一定不敢怠慢），對身受者何啻天壤之別，何況當時還是在那樣的個人崇拜的氣氛中。
發生這一變化的契機是，高校運動中不斷有教師迫害致死，包括1968年底翦伯贊自殺，於是領袖又發話要對資產階級學者"給出路"，馮及其他一些人遂被放回家，稍稍過正常人生活。隨即為準備尼克遜訪華，包括謝冰心、費孝通等一批知名知識分子被"解放"，因為尼克遜訪華需要撐門面；記者要採訪；中美解凍後，不少隔絕多年的旅美人物首次回國探親，需要見故舊；洋人也會慕名求見。馮的境遇從而顯著改善，被佔領的住房返回了一半，周恩來迎送尼克遜的國宴都應邀參加，還參加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動。隔絕多年的大兒子也初次回國。這期間心情愉快，又感到沐浴陽光了，寫下不少歌頌的詩。他將其中一首送毛澤東，毛收到後派謝靜宜來致問候。馮又賦詩一首，最後一句，"朽株也要綠成蔭"，大約是當時的真實心情，認為自己枯木逢春，學問又可以見用了。
不久，批林批孔開始，第一批宣傳小冊子中，馮又被點名列入尊孔的反動學者，再一次陷入了"戴罪立功"的境地。於是他又一面批判自己，一面開始寫批孔文章。他的兩篇批孔文章先刊於北大學報，立即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親自審批，幾家黨報同時刊載。在此之前，北大清華兩校成立大批判組，把馮及其他幾位教授列入"顧問"。這就是與"梁效"發生關係的由來。直到1976年8月，唐山地震後毛去世前不久，江青忽然於晚上10點鐘高調到北大探望馮友蘭，在地震棚中已經入睡的老人被喚醒起來倉促"迎駕"。同時北大高音喇叭廣播，外面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事後，校黨委又要馮寫"感想"。馮寫詩感謝"主席關懷"。毛澤東去世當晚，《人民日報》即來催稿，要求寫悼念文章，必須於次日4時前交稿，說毛"對先生關心"云云，北大黨委也幫着催，於是趕出一文刊於隔日《人民日報》。
"四人幫"打倒後，舉國歡呼雀躍，對多數知識分子來說，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結束了無休止的自我批判的折磨。但是由於以上種種，馮又成為批判對象，除"梁效"外，地震棚中與江青合影是一大罪狀，被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關係；停發了為他抄稿的助手的工資（他目力已經衰退，靠口述寫作），國外邀請他參加學術會議，校方要他婉拒；學術刊物和北大校園大字報批他為"江青的馬前卒"等等......帽子不一而足。他又陷入一遍一遍地寫檢查，"提高認識"。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時的檢查還是着重說自己沒有意識到毛主席對江青等人的批評，總認為他們代表毛——把四人與一人區分開，是當時的口徑，也可能是他真實的想法。實際上這個口徑至今在主流宣傳中沒有變。
大約1980年左右，也就是85歲以後，馮友蘭終於結束檢討生涯，過上安定的生活，有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得以在95歲去世之前，完成他的煌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終於擺脫了定於一尊的思想，在《新編》的最後一卷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剖析，有所批判，卻因此第七卷的出版遇到重重阻力。
本文對馮友蘭的情況寫得較為詳細，因為其複雜而典型，與那一段荒唐的歷史環環相扣；還因為手頭正好資料比較多，特別是《年譜》和《故國》兩本書，內容客觀、翔實可靠，是本文的重要參考。在梳理這段歷史的過程中，不禁感慨萬千。試設身處地想，一個以思想為業的人，經歷這樣的肉體和精神來回"折騰"，需要多堅強的神經才能維持正常思維、清醒的頭腦？《故國》關於馮友蘭的一章最後說："細細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過那樣幾十年的暗淡歲月，大師確實不易。"
我還想起曾讀到過一篇回憶侯仁之的文章，其中提到"批林批孔"中撰寫了大量批孔著作而一度走紅的教授楊榮國，侯一向與楊觀點不同，對他不以為然。但是當文章作者在對楊有所貶抑時，侯對他說，楊在《文革》初期曾被造反派套上黑頭套暴打，幾乎丟掉性命。對於有過這樣經歷的人不應過多指責。（手頭沒有那張報紙，可能記憶不準確，但大意如此）。這表現了同代人的理解和侯老的寬厚。有些人早早地"迫害致死"了，也許是一種解脫。而忍辱活下去如太史公，也是一種選擇。馮先生最終還有機會完成他的巨作，了卻心願，還算是善終的。
馮友蘭的經歷有一定的共性，前面已經講到。也有他的特殊性。從客觀處境來講，由於他已經有的聲望和地位，一直是在漩渦中心，"恩"與"威"都不會放過他。也許他後期最好消極一些，有些詩文不必寫。這就是他後來自己反思所說的，未能"修辭立其誠"，有譁眾取寵之意。但是總的說來，旁人也許可以消極隱退，淡出視野，他是不可能被容許的。正如《故國》一書所說："在政治風暴眼中，馮友蘭是無處遁藏，無一是處"。從主觀上說，竊以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有柔、有剛，與梁漱溟之剛直相比，馮柔的一面居多。我不研究"馮學"，不敢妄評，但憑粗淺的印象，感到馮在學術上也是妥協性較多，他一生追求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國走進現代的大文化。一直在新舊之間設法融合、妥協。提出"新儒學""舊邦新命""抽象繼承"，都代表這一努力。後來又力圖把馬克思的理論揉進自己原來的思想體系。最後的《新編》序言中說此書是完全恢復獨立思考之作，而同時還表示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另外，與陳寅恪相比，可能他經世致用的傾向強一些，總是希望"朽株也要綠城蔭"。當然這是個人的揣測，不一定準確。
這個政權的特殊處是基本上政教合一，一位以哲學思想安身立命的學者，既然選擇了認同這個政權，那麼不論是被逼，還是主動，總要設法與這個"教"妥協，這也許足以解釋很多文史類知識分子的言行。
蔡仲德在《年譜》後記中概括馮友蘭的一生三段是"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十分精闢，我曾多次引用，認為不止馮一人，而是普遍適用於多數一代或兩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只不過"失落"時間有長短，"回歸"有先後。說也可憐，那時的老先生們儘管學富五車，而且還有出國開會的機會，但是對現實的了解還不如尋常百姓。到"文革"後期，已經小道消息滿天飛，我輩小人物常常竊竊私語交換各種後來證明是事實的"反動謠言"，而老先生們不論處於座上客還是階下囚，是接觸不到的，他們還只能靠官方的"傳達"。所以他們在"迷失"中覺悟也較晚。還有些人始終沒有完全覺悟。
（五）今日如何？
關於當前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中青年，筆者在2010年發表的《道統》一文最後部分以及《楊絳先生仙逝感言》中有較詳細的論述。現在基本沒有改變看法。總的說來，現在的客觀環境與那時已大不相同。不論還有多少禁錮、壓制，包括文字獄，還是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論空間，有自主選擇的餘地。單就獲取信息而言，互聯網時代與那時的閉塞不可同日而語。加之經過三十多年的解放思想（儘管遠不徹底），那個時代的迷信，現在應該早已打破。官媒雖然仍是定於一尊，民間的眾聲喧譁是刪不盡、壓不住的，誰再想召回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恐怕難以做到。本文不厭其煩地講述前輩的處境與遭遇，只是想多披露一些真實的歷史細節，幫助後世了解那一代人的苦難和所受的煎熬。相比之下，做到"修辭立其誠"，現在的風險要小得多。至少保持沉默，不"逢君之惡""助紂為虐"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說有一點有限的消極自由。
不過對於這點消極自由，很多人並不珍惜。就以2012年百位作家抄《講話》之舉為例。發起者出於什麼考慮，姑存不論。居然有這麼多名噪一時的作家順從。我不由得想起《梁效》。二者的源頭是同一權威、同一思路。在本質上，《講話》對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的殘害規模要比《梁效》大得多。前者是頭，後者是尾。如果沒有與改革開放同時的思想解放，連帶打破那個《講話》的枷鎖，何來這幾十年湧現出的優秀作品和作家？是否必須"抄"？也許存在某種無形的壓力，但是個別作家拒絕了，也未見有何後果。這在《梁效》時代是不可想像的。應該說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人格（哪怕是"一定程度"），今天要比那個時代需要付出的代價小得多。也許對抄《講話》一事還可有不同的說詞，那些無可辯駁、更加不堪的言行，就不必說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哀樂，筆者不想對當代知識分子（廣義的）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在臧否前輩時，可否先設身處地捫心自問。至少他們在抗戰最艱苦的年月，對民族文脈的存續是做出貢獻的。當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用腳投票，再無所謂"白華"之說，也不必像前輩那樣以家國為懷，雖九死其猶未悔。但是十幾億人的大多數只能留在本土。凡事不進則退，就是那點有限的消極自由也來之不易，如不努力推進，隨時有失去的危險。維護已有的，爭取更好的，努力阻止向"梁效"那個時代倒退的潮流，使不絕如縷的文脈免遭沉淪，只能取決於正當盛年的當代讀書人。
[1]蘇聯"解凍文學"中一部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中的人物，一個敢於不顧壓力與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