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7日，開始試運行的成昆鐵路，載着鄧賢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邊疆進發。他們預先被告知，邊疆建設兵團「不招工、不招干、不招兵」，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終生落戶在那裏。
「那一天本來天氣非常好，但是火車要開的時候，就下起大雨來了。」鄧賢永遠記得那情景，「火車一動，整個車站哭聲一片，我就看見我母親和我弟弟妹妹給那個人群擠得非常可憐……我感到生離死別，悲從中來，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試運行的火車經過兩天的搖搖晃晃到達楚雄，改坐大卡車。150輛卡車在滇緬公路上捲起陣陣黃沙。周圍越來越荒涼的景物，是鄧賢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又經過6天汽車顛簸，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怒江以西，南望緬甸。
這裏已經聚集着13萬知青。他們來自重慶、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他們的正式稱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建設兵團，簡稱為「雲南建設兵團」。鄧賢在這裏進入的具體編制是，雲南建設兵團3師10團3營5連。
落腳下來，鄧賢剛好滿18歲。他將在這裏度過將近7年艱苦的青春歲月。
飢餓的青春
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讓年輕的知青們感到驚恐。
30多人住一個大草房，睡覺時頭挨頭腳挨腳。誰家來了喜訊或噩耗，立即傳染開來。不時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會跟着唱，唱到半夜。後來是講故事，講了一兩個月……
那裏經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潑大雨。外面一下雨，屋裏就漏，漏到地面漲水，把鞋子漂起來，還長出蘑菇。住了幾個月，晚上房子裏老響，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終於發現原因：眼鏡蛇！那是鄧賢第一次見到眼鏡蛇，立起來是扁的，還會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見了，大家相安無事。
鄧賢在這裏第一次見識「什麼叫真正的貧困」。原來，在他的概念里，貧困就是吃得差一點，穿帶補丁的衣服。現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職工家，一間屋，三面都是竹籬笆的牆，魚網一樣的被子，沒有鞋子，5個小孩，有一半沒衣服，碗不夠，一個盆子，去食堂端飯回來，大家圍着吃。
對貧困的認識，使一度產生過「破罐子破摔」念頭的鄧賢心裏平和了許多。
生活的艱苦難以備述。農場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時間裏，知青們喝着「玻璃湯」——只加了鹽的開水。有一個叫「一碗油」的故事，鄧賢是這麼講的——
1974年去山裏面伐木，19天後下山，衣服基本給樹枝刮爛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樹葉好不了太多。我當時感覺是見到一個活的東西都想啃一口，確實是喉嚨裏面生出手來了。意外的是，在一個知青那兒居然見到一碗油，一碗膠水狀的混合油，可能將近兩斤吧。仗着我們關係挺好，他們可能準備吃一個月的，貢獻出來了，一大堆人圍着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乾淨。
後來，鄧賢的名文《一碗豬油》在多處獲獎。有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從生理學角度表示，人體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鄧賢說，他喝完後的生理反應是，肚子咕嚕咕嚕響了一陣，同時渾身每一個毛孔都散發着幸福的光芒，而且這種狀態至少持續了3天。
沒有出路，對社會不滿，苦悶，消沉，頹廢，壓抑，絕望，「偷雞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發生了」。
在枯燥而勞累的生活里，鄧賢同樣看不到出路，但是，這個經歷過抄家，遭受過歧視的青年，不願意隨大流，他盼望着未來，強烈地自製着。
一年多以後，不到20歲，鄧賢入了黨，以後，做連指導員。1974年，成為雲南省「先進知青」，他在大會上做了「紮根」宣誓。事實上，1年前，上級就決定了，由於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薦上學。而鄧賢內心的願望就是上大學，包括入黨，都是為了讀大學。宣誓令他後悔、矛盾和痛苦。
……
1987年，鄧賢要調回成都了。他對知青的命運一直耿耿於懷。當時的感覺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請了兩個月創作假，揣了兩百塊錢，準備開始他的知青歷史的寫作。可是，他在搜集素材途中，改變了主意。
他發現了抗日戰爭的舊戰場。那是一座山，山之陡，達到60度。滿山戰壕，坦克壕、雕堡，松樹上還有彈痕。這是他父親的戰場，這裏犧牲了2萬軍人。父親屬國民黨遠征軍，他從來沒有向鄧賢講過他當年的抗爭。他想，才過了40多年，歷史不僅被扭曲而且被遺忘，連兒子都不知道父輩的犧牲。作為知青，不過是勞累，比起戰爭算什麼，比起父輩算什麼，比起戰火中的青春算什麼，父輩的英勇抗戰關係着國家的存亡，而我們呢？鄧賢感到個人在歷史面前的蒼白渺小。他說，「我在山頂上坐了一天，我就從那兒站了起來，長大了。」
他決定寫他的父輩。1990年，鄧賢的第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記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遠征軍出兵緬甸的歷史的《大國之魂》，獲得首屆青年優秀圖書獎。
但為鄧賢贏得更大名聲的，卻是1992年出版的《中國知青夢》。接下來有《天堂之門》、《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共5部紀實長篇小說。鄧賢出名了，他被稱為「知青作家」，甚至被稱為「知青代言人」。
鄧賢
知青情懷，是鄧賢永遠的烙印。
人生是這樣乖謬，憎惡和緬懷，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鄧賢認為，知青運動完全是一場破壞，如果說要找一點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帶去了一點都市文化，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會計，但這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是知青下鄉的形式。知青是強迫去的，跟志願者組織不一樣。所謂「國家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也不滿意」。就個人選擇來說，「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認真地生活過……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知青是鄧賢永遠的激動。鄧賢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個充滿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稱「不愛哭」，但有時卻會哭得沒有收拾。《中國知青夢》出版以後，去魯迅文學院講課，講到盈江農場的故事——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後油燈引起火災，燒死10個平均年齡不到17歲的上海女知青。她們共同擁有一個半圓形的墳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時候，「本來挺平靜的」，結果，「突然悲從中來說不出話來，就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在那兒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