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聲福為嚴家祺《三個法庭》繪製的連環畫封面
要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是許許多多人的共同願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上，也發出了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呼聲。不過，《三個法庭》中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是在中國的報紙上第一次發表的。
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光明日報》收到了數百封來信，讚揚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的11月1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派與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人經過一年多有進有退的較量，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問題，包括「天安門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開幕。第二天，進行分組討論。譚震林、付崇碧、李昌、陳再道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第三天，陳雲在小組會發言中提出了「六個歷史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天安門事件」問題。呂正操等也在小組會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陳雲發言後一兩天內，在葉劍英的推動下，華國鋒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為閉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從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決定，把北京市委擴大會議閉幕消息中的一些話摘錄出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標題，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出來。1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實際上公開宣佈「天安門事件」平反。
從我家到于光遠家只有步行三分鐘距離。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門廣場的詩詞抄下來幾首，讀給于光遠聽，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窩煤爐子上燒掉我抄寫的紙片。于光遠也多次來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遠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胡績偉、楊西光是與于光遠商量後，得到于光遠的支持後才決定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佈為388位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稱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應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實際上，許多單位仍以各種藉口給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傳，上海宗福先創作的反映「四五運動」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上海演出後，於11月15日開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響。
《人民日報》還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懷周為名主編的《天安門詩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吶喊》，並選刊了天安門詩文。
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過程中，與《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關係密切的幾個中青年記者、編輯為澄清事實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寫、署名本報記者的長文《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贏得了讀者巨大共鳴。
《中國青年報》則於11月21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文章說，「四五運動」的爆發，「是人民普遍覺悟的結果」，說明「中華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接着，一直為平反「天安門事件」奔走呼號和積極做準備的人，把他們的勞動成果奉獻給了社會：1979年初，吳鵬和王正義和我編輯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繼之，《天安門詩抄》（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文選》、《心碑》出版了。記敘「天安門事件」的書籍《「四五運動」記實》、《偉大的「四五運動」》（陳子明、王軍濤等着）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經寫好《「四五運動」記實》8萬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陽門內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間，我寫的《能源》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是這樣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范用十分友好地對我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運動」記實》，因為篇幅太小，我請劉長林、李惠國、欒文華等一起，把書擴充到14萬字，於1979年4月出版，發行8萬冊。這是當時最完整記錄「天安門事件」的書。正因為《「四五運動」記實》的出版，才促使高皋開始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發行150萬冊），其中詳細記述了「天安門事件」。
全國貪污腐敗、假冒偽劣的根源
今天的中國，許多混亂來源於在全國範圍內沒有正義標準，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並不存在「暴亂」。連這樣影響到「最高權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閉着眼睛，不問是非，硬說發生了「暴亂」，那全國的貪污腐敗、假冒偽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嗎？只有象1979年那樣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恢復正義，才能在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天安門事件」翻案後才得以推進的。只有有了「正義」的標準，人心順，道德行為才能廣泛傳播，社會公正才能確立起來。
我在為「天安門事件」翻案努力時，胡錦濤只是一心為了從甘肅調回北京而努力。1983年到1986年，我與胡錦濤同時在「全國青年聯合會」任職，胡錦濤是「主席」，我是「常委」。我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理論務虛會簡報1979年2月4日》）。在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開除出了共產黨、開除了工職，從此開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當年，胡錦濤只為了回北京，今天，他大權在握，竟竭力阻止「天安門事件」翻案、阻止我們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不信，「六四大屠殺」的真相能夠永遠掩蓋！我不信，「六四受難者」要永遠流血流淚！我不信，我們偉大的祖國會永遠沒有正義！
（香港《前哨》月刊2009年5月號，寫於2009-4-2）
